家慈仙逝，撰文紀念一位平凡女性在92年生命中所經歷的大時代，是作為兒子，以及大時代記錄者的責任。
1950年初的某一天，廣東中山南朗鎮欖邊墟西江里村一名16歲少女，模模糊糊地了解到內地與香港的通關政策將會改變，獲悉一名同鄉第二天動身去香港，於是收拾幾件替換衣服，跟年邁的父母告別。
16歲少女的第一個人生重要決定
一直沒有離開過農村的女孩，之所以做出這個人生中第一個重要決定，並非隨意──她當時已經是家裏的頂樑柱。兩個姊姊，一個遠嫁，一個早逝。兩個哥哥，一個曾經在民國軍隊中任勤務兵，早就到香港討生活；另一個哥哥在抗日戰爭期間，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珠江縱隊，抗戰勝利後奉命北撤後參加解放戰爭，在山東一次戰役中請纓充當敢死隊，英勇犧牲。
外祖父是廚子，曾經在中山縣城工作，日本侵略者佔領中山後還鄉，游擊隊的兒子被日軍追緝，要躲到船艇去。我媽媽記得，外祖父做好臘味飯及準備衣服去接濟，而媽媽則要靠紅薯充飢。日軍被打跑後，家裏的幾塊地由媽媽去耕種。有關颱風來臨前如何搶收穀物的故事，我聽過不下十幾次。
媽媽還有一個弟弟和妹妹，種地營生畢竟不是辦法，所以聽到去香港打工可以養活一家之後，媽媽決定離鄉別井，將工資悉數匯給父母。外祖父向同鄉炫耀女兒孝順的故事，媽媽口中道來，毫不掩飾她以此為傲。
被問及愛情故事時，媽媽說喜歡我爸爸帥氣；同樣重要的是，爸爸媽媽的老家只是一村之隔。媽媽找一個鄰村的丈夫，主要考慮到一旦要回鄉居住（當時很多來港的內地人都有暫居的想法），離娘家近可以照顧年邁雙親。
讀過幾年小學的「鄉下妹」，只能夠做替親戚看管小孩和做飯等粗活。媽媽結婚生子之後，沒有再工作；直到第五個孩子出生後，家裏入不敷支，才要「挺身而出」。當時住在中環上亞厘畢道一棟唐樓的板間房，媽媽在鄰近雲咸街一間保安押運公司的寫字樓，負責清潔打掃；後來獲准在公司賣奶茶咖啡，3毫子一杯，生意極佳，利潤豐厚。再後來還承接制服洗熨服務，媽媽收1元一件，再「外判」給我們兄弟姊妹。
中環的居所拆樓，獲配黃大仙上邨廉租屋，在皇后大道西租一個房間作為過渡。六口人住板間房，長男的我則「獨享」樓道的一張床。搬到廉租屋，一家七口住200平方呎，居住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後來家裏裝電話、買電視機，生活開始有點「質素」。
媽媽在任職的保安公司獲得升職，到機場任保安員，穿着制服檢查旅客行李。一次她在行李中查到子彈，也不知道何來的自信，不諳英語的她竟然喝令旅客不要動，等警察來將嫌犯拘捕。當時《南華早報》的報道，還有她十分神氣的照片。從農村到大城市並找到工作，毋須再被土地束縛，自由的空間擴大。但對於「自由」的意義，不同人在不同時間都有不同的理解。
孤身遠走他鄉 只為讓子女更多發展機會
媽媽一生中另一個重大決定，是去澳洲討生活，當時也是聽親戚說當地有很多工作機會。她白天在學校宿舍工作，晚上去酒樓兼職洗碗碟。孤身遠走他鄉去做另一種更辛苦的工作，而生活質素也沒有明顯提升，目的只是為子女提供更多發展機會，用心良苦。然而，她不明白為什麼我不隨她移民澳洲。記得有一年她給我打電話，說新聞中看到香港有人排隊領取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催促我趕緊去申請，否則就錯失機會。媽媽眼中的機會，是要付出喪失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代價。我則忠孝不能兩全。
媽媽在澳洲斷斷續續生活了半個世紀，有澳洲公民身份，但好像沒有聽說過她說自己是澳洲人。這不妨礙她積極投入當地生活，她曾隨女兒遊歷澳洲各個大城市。在長居的悉尼，她不但能夠對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的路線了若指掌，還能夠指出女兒開車走錯路，如果從H開頭的那條街轉，可以更快一點。她不會任人擺布，事事要爭取話語權，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被這個大時代塑造而成的一種生活態度。
由農村到大都會 再遠赴地球另一端
媽媽生活的這個大時代，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化成工業社會，並以快速的步伐邁進信息社會；香港則由英國管治過渡到國家管轄的一員。而一個讀書不多，卻對家庭和子女有高度承擔的女性，能夠成功跳出農村到香港這個大都會，後來還跨越到地球的另一端，不愧是一名時代女性。
五兄弟姊妹中間，我是跟媽媽同住在同一城市最短的一個。自從我到加拿大升學後，就開始分隔。媽媽尚「年輕」時每年都回香港看望我們，而我則沒有珍惜機會盛情接待。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我帶學生去四川做義工，她下「最後通牒」，再不回來就以後不用見，我只好從四川回來「敷衍」她一下。雖然在最近10年，我每年都去澳洲一到兩次探望她，但相比兩個在澳洲照顧媽媽的姊妹，我沒有盡孝的愧疚，難以彌補。而今她駕鶴西歸，長埋他鄉，究竟是媽媽選擇用她的方式駕馭這個大時代，還是被大時代造就成時代女性，誰來評說。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