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於2014年10月28日舉辦了題為「美的頹敗和文藝的復興：高行健、劉再復對談」的公開講座。這是兩人自2008年5月之後再次在香港進行公開對談。高行健談到發瘋的二十世紀，主張要回到平常心、平常人，超越時代，超越政治、經濟和現實的功利。
今天刊登高行健的演講內容：
劉先生把我說得很高，我覺得還是應當回到平常心、平常人。世上沒有超人，超人是一個神話。
尼采的超人哲學使人發瘋
二十世紀有尼采，他在二十世紀初去世，他妹妹將他的手稿整理出來。尼采作為詩人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當詩集讀很有意思，但卻不能將尼采當成思想家、精神領袖。因為他本身確實是一個病人，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能處理，需要他的母親和妹妹照料，如何能作為思想家，作為行動指南？可是二十世紀，除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讓人發瘋，尼采的超人哲學亦然，他影響了很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這就導致持續災難，讓我們無法從災難中走出來。之後世界大戰，十月革命，或者其他共產主義革命，都是死傷無數，災難巨大。比如這些打着革命、人民的旗號的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都造成了災難。我們至今未從其陰影中走出來。
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工具理性確實給人類帶來了進步，但是人類並不因此變得聰明。相反，人類被各種意識形態、各種政治掌控，再加上有尼采超人哲學崇尚的「導師」、「領袖」、「元首」、「正義的化身」，有時導致全民發瘋，比如希特勒時代、十月革命、文化革命。所以我們需要告別二十世紀，重新審視二十世紀。
就文學藝術而言，我們有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卻導致美的頹敗。所以，需要回到平常心，不被意識形態所掌控。
對藝術的顛覆還是對藝術的唾棄？
現在的藝術史觀以革命、以否定、以顛覆為中心。現今的藝術史幾乎都是這樣寫的。以至於杜尚開個小玩笑，把小便池當藝術品展出，在《蒙娜麗莎》的複製圖上畫上小鬍子，可以居然主導了二十世紀的藝術史。現在不僅是法國、美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不被這種藝術史觀所影響。我最近看到龐比度的展覽，各種彩色塑料做的掃把、垃圾桶，那也是當代藝術。當代藝術無奇不有，你去看看，平心而論，回到平常心，那些美嗎？那些垃圾美嗎？從垃圾，到煙頭，到衛生紙，居然都堂堂正正地擺在博物館。這不是發瘋嗎？我們再看看人類東方、西方的藝術史，都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我特別欣賞古希臘、羅馬的雕塑，都那麼完美，對人的神態、精神狀態表現得那麼完美。現今那些觀念藝術，對藝術顛覆，實際上是對藝術的唾棄，居然被當成堂堂正正的藝術品。這當然是美的葬禮，我故寫詩哀悼。
那些堂堂正正的後現代理論，所謂作家已死，所謂歷史的終點，都在大學裏教。然而回到平常心來看，俱是發瘋。評論演說如何能夠代替藝術作品呢？歷史又怎麼可能終結？這些瘋話與尼采的超人哲學一脈相承。二十世紀真是一個瘋狂的世紀。在人類社會生存中理性消失了，導致了瘋狂，而我們至今未從瀰漫的瘋狂時期中走出來。
政治和市場無孔不入
政治前所未有地無孔不入，左右人們的思想與生活。其實權力需要政治，而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脆弱的、有種種弱點、有種種妄念的個人。個人生活在群體中必須有一定的法則，因此有倫理、法律和政治，但政治卻瀰漫一切領域。作家、藝術家如何掌控政治？只有政黨和政客、野心家可以掌控。當然不是說政治家都是壞人。我前不久看了描述列寧晚年的一部電影，到今天才有人敢於真實呈現列寧的晚年，他是有些神經質的。我想毛澤東晚年也是，否則不會造成如此大的災難。
如今全球化潮流中，經濟、市場法也無孔不入，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廣告促使你不斷換衣服，今年的時髦是長的，明年一定是短的，這根本目的在於促銷。促銷的結果是能源問題、污染問題，把人變成消費動物。廣告無孔不入，雖然我基本上不看電視，但是打開電視，廣告就不斷入侵，垃圾新聞、八卦不斷入侵。一個人如果想要正常生活，想要寧靜的、符合人性的生活，就該避開這些。
回到平常人、平常心
回到平常心，我們就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人所處的困境有清醒的認識，清醒認識人自身的種種弱點。我們往往因為自身恐懼弱點而發瘋，或者成為政治犧牲品，或者還自以為是鬥士。如果一個人能清醒地認識這個世界，能認識人生存的困境，明白人總是處於這種困境中，亦能清醒地關注自身的弱點，明白個人有種種毛病，種種妄念。就像七、八世紀的慧能和尚，回到平常心，把無限膨脹的自我和各種妄念像觀察大千世界一樣冷靜地加以關注，自然有一雙慧眼，關注大千世界，關注個人。那麼即使社會發瘋，時代瘋狂，個人還可以逃亡，不跟着發瘋，想方法保全自己。人的性命只有一次，為什麼不保全自己？因此逃亡是出路。時代瘋狂的時候，個人便需要逃亡。如果作為藝術家的個人，不想跟着發瘋，或成為工具、成為犧牲品，就應當脫離這些，脫離政治，超越政治，也要脫離市場。
我剛剛講的不僅是文學藝術的問題，而是當今人類普遍遇到的問題。不僅是歐洲西方的問題，而是全人類都遇到的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的這些困境和災難都是全球性的普遍的。
要做到一種不帶有民族地域色彩的認知。所謂民族主義，身份認同都是政治需要。政權、國家需要身份認同，但是個人並不需要身份認同。現代社會製造這麼多東西，把人之初的本性窒息了，把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窒息了。人與人，除了語言需要翻譯，別的都是溝通的，因為人性是相通的。東、西方好的文藝作品能打動所有人。人與人是可以交流的，語言是可以翻譯的，人性是可以相通的。所以要回到個人，回到有平常心的人，有弱點的、有情感的個體。文學作品也好，各種思考也好，都要回到人，不是回到一個觀念中的、理想健全的、無所不能，甚至神聖的人，而是回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平常人。這是全部思考和文學藝術創作的出發點，到時就不會把垃圾當藝術。
要去尋求與人類感情相通的東西，遵循一種審美的評價，找到一種形式，一種呈現的方式，把它體現為美。而後可以感染他人，傳之後世，超越時代，超越政治、經濟和現實的功利。
講者介紹：
高行健，1940年出生，祖籍中國江蘇泰州，是著名的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導演，200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從1982至1986年，高行健發表了六個劇本：《絕對信號》、《車站》、《現代折子戲》、《獨白》、《野人》和《彼岸》。1985年，在北京與雕塑家尹光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1987年赴歐洲從事繪畫創作，1988年定居巴黎，現為法籍華人。高行健的文學作品共有中、短篇小說集四本，劇本十六部，在國際上受到很高的評價。2000年，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著作，高行健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