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亂象頻發，有三個根本性原因：基礎科技沒有突破，全球經濟增長整體放慢，陷入存量搏殺；全球化帶來分配不公，各國的宏觀增長代替不了個體的失意感；美國從全球事務中後退，其他國家暫時無力接班。
2、美國對世界事務的干預在減少，多極化時代正在來臨，跟之前的有序但不公平相比，這是一個更公平也更無序的世界。各行其是，有罪不罰會是一個重要特徵，也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的「多元的煉獄」。這對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和全球化的中國來說，不見得是好事情。
3、仇恨和分裂加劇，動口不動手的底線規則被不斷突破，表現為國際地緣衝突的增加，多國內政的混亂，以及人與人之間、性別之間、貧富之間對立隔閡的擴大。
4、2025對中、美、俄三國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特朗普帶給美國的更多是震蕩分裂還是破殼重生？中國的崛起之路能否延續？深陷俄烏戰爭泥潭的俄羅斯能否解套？
5、2023年中國有51%的商品佔全球出口份額比重超過30%，有16.5%的商品佔全球出口份額比重超過50%，有9.1%的商品佔全球出口份額比重超過80%，世界工廠地位依然穩固；與此同時，外資撤離的速度在加快，全球範圍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的趨勢在加快。貝恩資本對全球166位企業首席執行官和首席運營官的調查顯示，2023年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公司佔比69%，比2022年的55%高出14個百分點。
6、特朗普上台後，新一輪貿易戰箭在弦上。2023年，中國對美有2800億順差，全球最大；歐盟是2000億，第三大是墨西哥的1550億。這三個國家地區很大可能成為美國新一輪關稅戰的對象，或者得付出其他代價來加以規避。
7、從2024年以來，不僅發達國家在對中國商品大幅加關稅，巴西、土耳其、智利、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這麼做。未來，中國對外大量輸出廉價商品會愈來愈難，面臨愈來愈多的抵制。
8、中國的國際形象在惡化，這是事實，原因是多方面的。比亞迪巴西事件可以提供一個解讀的視角，那就是企業和個人把在國內形成的行為方式帶到國外，引發了反彈和側目，而且自己完全意識不到這裏邊有問題。所以，國際形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要從國內治理着手。
9、未來，全球高質量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趨勢是愈來愈深入到內部治理層面，不僅看一個產品是否便宜性價比高，更要看是怎麼造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是否善待員工和利益相關者，是否保護了環境，實現了性別平等？換句話說，要和別人做買賣，就要允許別人干涉你的內部事務，對你提出各種要求。典型的例子就是CPTPP （按：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 Progre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10、發達國家有閉關鎖國的趨勢，未來去這些地方留學移民會愈來愈難。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在加快外流，主要目的地是美國、加拿大和新加坡。
11、很多人把中國當下的情況和日本失去的30年做對比，這裏面的區別在於：日本經濟下行時，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萬美元，是當之無愧的發達國家；「國民收入倍增」造就「一億中流」，貧富差距小，有比較豐厚的社會資本。這兩個條件中國都不具備。另外，日本在國內市場停滯之後大量投資海外，此時蘇聯解體開啟了超級全球化，日本恰逢其時，對外投資沒有遇到太大阻力；而如今是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時代，中國企業出海會困難很多。
12、未來經濟會維持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10年內能否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前景不明朗。這會影響到就業和產業升級。「35歲現象」、就業「零工化」等趨勢會愈演愈烈。
13、消費領域（從醫療到服裝到思想）會出現K型分化，一部分向上一部分向下：在大部分領域，商品供應不成問題，但會「拼多多化」，低價低質；而高質量的放心商品和服務，需要花更多的錢，到另外的賽道去尋找。
14、中國模式也是東亞模式的一部分，而東亞模式是一種趕超模式，為了實現宏偉目標，更多將人看作是生產要素和客體，而不是發展的目的。如今，東亞三國都面臨經濟增速下滑、出生率快速下降等問題，這些問題其實是內生於東亞模式的邏輯當中的，是人們對疲憊不堪生存狀態的一種軟抵抗。
15、當務之急是信心的恢復，這裏面至關重要的是方向和思路：我們跟世界到底是什麼關係？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向前後哪一個30年靠近？自主研發內循環和對外開放全球化之間是什麼關係？
原刊於「世界靈敏度」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