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方針提出的背景之一是中英兩國以和平方式解決所謂香港前途問題。不過，一國兩制蘊藏的原則和精神卻具有普遍應用價值，特別在妥善處理國際爭端和強化國家治理上。一國兩制體現了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務實和技巧，也是中國人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對人類社會作出的一種貢獻。中國國家領導人就這些問題曾多次作出論述。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成功實踐27年半、在澳門也成功實踐了25年。今天，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港澳居民和全球華人基本上已經確認了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性和睿智性，並且愈來愈從制度自信的角度向全世界推介一國兩制的原則精神作為化解國際和國內政治爭端的良方。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政府堅定和明確提出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以和平方式回歸祖國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問題，並堅信沒有比它更好的辦法。1984年10月22日，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表示：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總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問題就要中國和英國，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麽方案各方面都能接受呢？就香港來說，用社會主義去改變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國兩制。
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確實通過一國兩制方針促使英國甘願和平地把香港交還中國，爭取到國際社會對香港前途的信心，而一國兩制方針又在歷盡風雨下保障了香港在回歸前後的繁榮與穩定。
鄧小平非常自信地認為，一國兩制對其他國家之間在解決類似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時可以參考借鏡。1984年6月22、23日，鄧小平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麽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麽做過？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和平解決爭端的制度創新
鄧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的講話中指出：我跟外賓談話時還提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我說是不是有些可以採取一國兩制的辦法，有些還可以用「共同開發」的辦法。
當然，如果從狹義來理解，一國兩制是在一個國家之內的不同地方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而狹義的一國兩制的確是中國所獨有。除了在香港和澳門成功實踐外，將來還會在回歸祖國後的台灣實施。然而，如果把一國兩制廣義理解為不同國家為了和平解決它們之間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容許一個國家之內不同地區實施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制度，或者容許一個國家之內不同社會群體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話，則中國在提出一國兩制方針後確實有出現一國兩制或者一國多制的其他事例。
比如，英國和愛爾蘭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合作和化解分歧，在1998年4月10日簽訂《耶穌受難日協議》（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基本上處理了北愛爾蘭問題，結束了兩國之間的長期衝突和北愛爾蘭的內亂。該協議旨在解決權力分享、準軍事團體退役、人權和同意原則等關鍵問題，並讓北愛爾蘭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該協議承認北愛爾蘭作為英國一部分的地位在未經大多數北愛人民同意的情況下不會改變的原則。它還建立了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間的合作機構。
另外一個例子是那個於1995年11月達成的《代頓協議》（The Dayton Agreement）。它標誌着波斯尼亞戰爭的結束，這場戰爭於1992年至1995年間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發生，是一場複雜且毀滅性的衝突。促成協議達成的利益攸關方包括克羅地亞、塞爾維亞、美國、俄羅斯、歐盟、英國等。協議通過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這個國家劃分為兩個實體一國兩制方針提出的背景之一是中英兩國以和平方式解決所謂香港前途問題。不過，一國兩制蘊藏的原則和精神卻具有普遍應用價值，特別在妥善處理國際爭端和強化國家治理上。一國兩制體現了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務實和技巧，也是中國人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對人類社會作出的一種貢獻。中國國家領導人就這些問題曾多次作出論述。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成功實踐27年半、在澳門也成功實踐了25年。今天，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港澳居民和全球華人基本上已經確認了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性和睿智性，並且愈來愈從制度自信的角度向全世界推介一國兩制的原則精神作為化解國際和國內政治爭端的良方。
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論述的重點放在解決國際政治爭端上。在談論一國兩制時，習近平主席尤其強調其對國家治理的積極意義。2022年7月1日，習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的重要講話指出：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好，為了香港、澳門好，為了港澳同胞好。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我曾經講過，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今天，我要再次強調，一國兩制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得到14億多祖國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2024年12月20日，習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的重要講話指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取得的輝煌成就向世人證明，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
習主席在港澳兩次重要講話的不同之處，是他在澳門的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一國兩制蘊含的具有普世性質的價值理念對解決不同國家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有實用意義，所以應該由中國和世界共同守護。事實上，瑞士、比利時、加拿大、南非和黎巴嫩曾經在一段時間內都有實施類似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的安排，讓不同的社會、宗教、地區、文化和語言群體和平相處，而各群體的獨特性和自主性又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因此大體上維護了政治穩定和政府運作。
當然，也有一些例子顯示在應該實行而沒有實行一國兩制的情況下出現的政治亂局或者困局。按照一些美國學者的分析，美國南部和北部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從立國之初開始已經差異巨大，實行一國一制對美國的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其實不利。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爆發南北戰爭，北方在取得勝利後強制南方接受北方的制度，雖然表面上看似成功，但不少南方精英和民眾從來沒有接受北方宣揚的種族平等和自由主義等政治理念。近年來，南方的鼓吹白人至上和反自由主義的力量憑藉美國那種獨特的政治分權體制而控制了共和黨，並通過共和黨而獲得不少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致使美國出現嚴重和難以調和的政治與社會分裂和對抗，讓政治動盪、社會衝突和管治失效愈益激烈並且成為常態。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美國新右翼勢力的冒起，更意味着美國南方有意將其文化與制度擴散到全國。如果美國一早實行一國兩制，讓北方和南方的不同文化和制度能夠和平共存，對美國日後的政治和管治可能更為有利。
另外一個例子是印度。英國人侵略和統治印度後，為了維繫殖民管治，刻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法區別對待與挑撥離間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並把這兩個群體分割和對立起來。當印度人在二次大戰後取得獨立的時候，這兩個群體沒有能夠以一國兩制方式共同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反而分裂成為兩個獨立國家，並爆發嚴重暴力衝突，引發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百姓流離失所和大量的人命傷亡。即使是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處於劍拔弩張狀態。
一國兩制作為一種化解國與國之間的紛爭以及實現國家統一和有效治理的制度已經證實相當有用，但基於各種原因不能在所有應該實行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的國家之間或者國家之內實行。香港和澳門能夠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實屬難能可貴，也高度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包容、務實、開放、共融和以大局為重的精神。
展示制度自信駁斥惡意抹黑
習主席在澳門的重要講話要求香港和澳門要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廣泛拓展國際聯繫，提升全球影響力和吸引力，讓「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國際大都市的品牌更加亮麗。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經驗，是香港和澳門在國際上最耀目的名片和標識。香港和澳門都要積極向全世界推介一國兩制，並藉此提升香港和澳門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國際聯繫乃至對台灣同胞的感染力。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居民要全面和強烈展示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不斷提升一國兩制實踐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強力地以大量事實和證據駁斥國際上種種惡意抹黑一國兩制的言行，讓國際社會更好地認識到一國兩制在國際政治和國家治理上的重大實用價值。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聯邦及斯普斯卡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通過聯合機構聯繫起來，建立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這個國家的和平框架。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