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與文明

人類為了生存，很早便發現了合作的重要。他們發現合作圍獵，可以捕殺到比他們個人更大更強的野獸，以供合作的群體分享，合作可以帶來共贏。通過合作分享，人類爭取到更多整體生存的「能量」，讓他們有更大的生存和延衍機會。

合作帶來的生存優勢，在最初出現時可能很微小。但經過數百萬年或更長期的生物進化，人類合作傾向通過兩個途徑漸漸進入了人類的「生存基因」。第一，在家庭生活中、在群體生活中，有經驗的年長者可能不斷教導／強制年幼者進行合作分享，是教育的作用；第二，在本性中已存有合作基因的個人，有輕微的生存優勢和能量，經長年進化，這基因會得到更好的擴散機會，讓這合作基因在人類的基因庫中逐漸得到累積和加強。

對合作行為的研究

研究人類合作行為，可從不同的學科和角度去進行，例如心理學、經濟學、博奕理論和電腦模擬等。心理學家Michael Tomasello觀察黑猩猩的母子互動，並將之與人類對比。他發現當母猩猩獲得食物時，多自己先吃；即使孩子在旁又叫又跳，也只會分一些殘留食物（例如蕉皮等）給孩子吃。而人類母親則多會先餵孩子吃，且提供的多是食物較好的部分。明顯地，人類母親有不惜犧牲自己，與孩子分享的「合作傾向」。當然，他們是母子關係，母親慈愛孩子是她們的「天性」。但「母慈子孝」對孩子將來的行為必會有所影響，而「合作傾向」也會在這類家庭互動中得到強化和傳播。

合作基因的推論

在研究人類合作行為傾向時常遇到一個艱難的「勃論」，即擁有合作傾向的個人，會不惜犠牲自己眼前利益去與人分享，那麼這種人有很大機會先於其他人消亡，而他帶有的「合作傾向」基因就會在人類的基因庫中漸漸消失。但事實卻非如此，由此推論，合作行為必定為參與者們帶來大於總體損失的總體利益，即使是輕微，利害總和也應是正面的。

人們所處的生活環境，群體的習慣和法制等，對合作行為亦有影響，例如較公平的社會分配、較多的社會公益事業和生活保障，也會給合作行為帶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鼓勵。有經濟學者（Bowles & Gintis）研究了所有這些影響合作傾向的因素，建立一個人類基因進化的電腦模擬，探索合作基因的遺傳和演化。他們發現「合作基因」經長期的演進，在一定的人群中得到積聚和傳播。

合作與博奕

合作是人類互動的行為，其間涉及兩方對奕的過程，在估計對方將會如何出手後，再去部處自己出手的方案。在合作／不合作的博奕研究中，「納殊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出了一個令人感到悲觀的結論，以下試以一數學模型來說明。

設有A和B二人博奕，每人都有c（合作）和nc（不合作）兩種選擇。二人在互相不知對方選擇時出手博奕，去爭取最大的利益。二人所得利益的數量，則可以用一組數值進行對比估量。隨A和B的選擇，會出現以下四種結果。

（1）Ac：Bc → A6：B6

（2）Ac ：Bnc → A1：B9

（3）Anc：Bc → A9：B1

（4）Anc：Bnc → A3：B3

A在獨立評估對方出手和自己收益後，選擇合作或不合作。如採取合作，他的收益是6或1，各佔50%機率；如不合作，收益則是9或3，也各佔50%機率。B亦面對同樣的抉擇。結果，A和B雙方都選擇不合作。他們都會寧願互損受害也不合作共贏。這是博奕最穩定的均衡狀況，即「納殊均衡」，是人類多會傾向不合作的悲觀結論。

納殊均衡的破解

納殊均衡對合作行為的推算是悲觀的，因為博奕雙方恐懼對手會採取不合作手段，全吃利益，便也採取不合作，以作抗衡。因此，出現了寧願「殺敵1000，自損800」的怪現象。

博奕遊戲中有一種「tit for tat」的安排（Robert Axelrod）。A和B雙方反覆交易，Ａ會首先選擇合作，在往後的回合中均會倣效對於上一回合的選擇。「tit for tat」策略提供了納殊均衡以外的可能性，例如當交易雙方均採取這個策略，就能獲得一直合作互贏的結果。

在一個多個體並持續交易的社群中，這種博奕遊戲又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呢？電腦模擬結果是，長此下去這社群會分化成兩組分割的群體，一組包含著主要「不合作」傾向的人，他們的生活，主要以霸權取向，強者打壓弱者，並不斷找尋可以被打壓的弱者，剝取絕大多數的資源，漸漸走回叢林規律的生活；另一組群體則主要包含有「合作」傾向的人，他們傾向創造共同利益，強者多會樂於與別人分享，弱者則得到基本照顧。就如中國儒家所說的「大同」社會，是一個文明的人道生活狀態。

此外，在博奕進行前，雙方先作協商，將己方的最關鍵利益和雙方的共同利益儘量鋪陳，進行理性的交易談判，盡力達成互利共贏，避開互損俱傷的結果（Henry Kissinger）。這種情況既不是完全合作的狀態，也不是博奕中的納殊均衡穩定狀態，而是互動的，長期不穩定的合作狀態。其合作的程度，則決定於各社群領導者和群眾們的先天合作傾向和後天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