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文藝復興取決於個人

六年前，我在香港曾經與高行健有過一個對話，題目為「走出二十世紀」。那時我們說，從現在開始，我們對二十世紀要有一個大的反省，即我們要告別二十世紀的一些大思路、大思潮。從文學角度就是要思考我們要怎樣的文學，告別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這些意識形態的框架，告別文學紀錄的思路，面對真實的人性，面對人類真實的處境。今天從藝術的角度談，也要告別二十世紀的大思路。

二十世紀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

二十世紀有兩個重大的成就。第一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第二是殖民體系的崩潰。但我們認為二十世紀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是一個瘋狂的世紀。其災難性與瘋狂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理性的頹敗，二是人性的頹敗，三是美的頹敗。

從理性的頹敗來說，從18世紀啓蒙運動之後，人類崇尚理性，可是二十世紀出現了反理性的瘋狂思潮，特別是出現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我們整個人類集體的死亡體驗，也可以說是人類集體的走火入魔、血肉橫飛。二十世紀的人類，斯文掃地、理性掃地、文明掃地。

就人性的頹敗而言，斯賓格勒早就在一個世紀前，在《西方的沒落》中做出了預言，對世界提出了警告。他認為最為危險的是暴力、毒品和性，這三件事會導致人性的頹敗，導致西方的沒落。可是西方世界並不重視他的警告。事實證明，他的預言非常正確。美國現在有兩個州，即科羅拉多州與華盛頓州，宣布種植大麻合法。同時全球化帶來整個市場的潮流、金錢的潮流，整個人類都在變質，人類所有的神經都被金錢抓住，人類正在變成另外一種生物，變成金錢的動物。從東方到西方，俗氣的潮流覆蓋一切，銅臭覆蓋一切，人類變得愈來愈貪婪。

美也正在進行着大倒退。高行健的發現和警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身處法國，那時的巴黎是藝術之都，很多時髦的潮流從那裏開始，所以高行健很早就發現這個問題。從佛羅倫斯開始文藝復興的藝術，到二十世紀的藝術，整個大倒退。

他對此問題的討論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八、九十年代。他寫了兩本書發出警告，一本是《沒有主義》，另一本是《另一種美學》。基本內容是這樣的，從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的500年，原本地球上一切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哲學、文學、音樂、繪畫、雕塑等都是歐洲提供的。然而到二十世紀就結束了，歐洲的美在發生頹敗，它給人類藝術提供的這些最先進、最燦爛的東西消逝了。高行健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明：現代的藝術用觀念代替審美，用廣告代替藝術，用顛覆代替創造，用藝術革命代替藝術創造。他如此尖銳地指出來，對我來說很有啟迪，非常震撼。

第二階段是2000年。獲得諾獎前夕，他用法文寫了《叩問死亡》，之後又用中文重新寫了在台灣出版，我作了序。在《叩問死亡》中，他再一次發出警告，講述一個到現代博物館參觀的人，因為留太晚被鎖住出不來了。他在裏面着急地大叫，但是沒有用，他突然想到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為他在現代博物館裏看到，馬桶都可以成為展品，所以決定自己吊死在那裏，成為一個不朽的展品。這說出當今不止有藝術家，還有那些被官方掌控的大博物館、大機構，他們有錢有權力，在掌控着藝術。

第三階段是獲得諾獎之後，他寫了800行長詩《美的葬禮》，並將之編成電影詩。他青年時代就想對電影做出革新。最近在台灣演出了高行健創作的《山海經傳》。這是一部雅俗共賞的搖滾音樂劇，我看了覺得非常精彩。台灣的優秀演員和戲劇精英都參加了演出，台北師範大學學生是其中的主要群眾演員。另外一部《美的葬禮》電影詩，是他進行的藝術的嘗試。這一部比較精英化，描述西方藝術的頹敗，唱響了對歐洲藝術的輓歌，也是哀悼藝術頹敗的、警示的輓歌。他抱着對歐洲藝術的崇敬，回顧了西方藝術從佛羅倫斯如何一步步走到頹敗。

高行健在最近出版的一篇文章《自由與文學》中對復興的可能和途徑作出了回答。他說，儘管二十世紀如此瘋狂，但文藝還是可以復興的。為什麼文藝可以復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文學藝術是充分個人化的活動，一切取決於個人，而非取決於時代環境、政治活動或團體機構。需要個人竭盡全力，也就是說天才都是個案。

高行健在《自由與文學》中進行論述，舉了兩個例子。一是但丁。但丁當時從佛羅倫斯被趕出來之後，流亡在路上，險些餓死，但他在這種情況下寫出《神曲》，拉開了文藝復興的序幕。另一個例子是曹雪芹。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正是文字獄最猖獗的時代與最黑暗的年代。他恰恰在如此黑暗的時代創作出中國文學的第一經典。我們認為，有些作品可以標誌地球上的精神水準，比如《荷馬史詩》，比如但丁的《神曲》，比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而中國的《紅樓夢》也可以標誌世界精神的最高水準。這證明，在任何時候，作家、藝術家都可以天馬行空，都可以有所大創造。

我今天再補充兩例：一是錢鍾書。在1973到1975年的三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中國進入「牛棚」時代，但他卻坐下來，完成了《管錐篇》。這本書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巔峰，可以說是王陽明《傳習錄》、曹雪芹《紅樓夢》之後最偉大的文化巔峰。和錢鍾書一起去清華、去牛津的他的好朋友鄭朝宗，也是我的老師。他最早在中國帶出了四位「錢學」的碩士研究生，他在80年代時告訴過我一句話，對我影響很深，他說：「從今天開始，你對《管錐篇》一定要天天讀。」我們那時候天天讀毛選，可是他要我讀《管錐篇》，要我天天讀、夜夜讀、年年讀。這30年我堅持下來了，受益無窮。這說明，天才都是個案，天才可以超越時代的負累與極限。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有大學問、大創造。

另一個例子，即是高行健。我敬佩他不是因為他是小說家、戲劇家、畫家、思想理論家和詩人。他的作品被翻譯成40種文字，在全世界流傳；他的水墨畫在全世界那麼多國家做了90次畫展，但是我最佩服的，是他獨立不移的思想，在任何時候都堅持自己的路。我欽佩他的精神。我常說我雖然和他是好朋友，但是他遠看是高山，近看也是高山。他與錢鍾書做大學問不同，他是在創造。他1983年寫了《車站》，很生活性的作品，但是當時宣傳部的官僚竟說這是建國以來最惡毒的攻擊共產黨的作品。幸而有人連夜告訴高行健消息，所以他連夜跑到西南，就是在那麼個荒涼的地方，他開始了《靈山》的創作。寫到1988年，我從瑞典把他的手稿帶到北京。馬悅然說，《靈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

返回根本是復興的途徑

所以天才是個案，文藝的復興取決於個人，取決於個人的才華，也取決於個人的覺醒。個人的覺醒是什麼呢？高行健在《一個人的聖經》裏講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後來我在德國國際討論會上發表的名為《高行健的自由原理》的論文綱要中也提到。他說，自由就是自己的覺悟，自己覺悟到的自由才有自由，自由不是上帝恩賜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自由是靠自己的覺悟。要是意識到這一條，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下，我們都可以有自己的大創造；在任何時代和場合，在任何的逆境中，都可以天馬行空，痛快淋漓，做出大創造。

高行健提出了一種復興的途徑，與文藝復興的思路一樣，其途徑就是返回。文藝復興的思路是返回希臘，而高行健從美學開始，就是要返回二度空間，繪畫上返回平面。最近他在演講中提到，文學應當返回文學的初衷，即有感而發，出於心靈和生命的需要而創作，沒有外在的功利和目的，沒有「主義」這套東西，返回文學的傳統。像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巴爾扎克，他們沒有「主義」，也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所以要回到文學的根本，即人性，真實的人性，真實的人的處境。文學能夠呈現真實就可以了。這幾年我寫文章，也有一個反向努力的意識覺醒。從人生來說，60歲之後我不是往前走，不是爭取更多的財富或功名，而是回歸童年，回歸童心，即《道德經》所說的「復歸於樸」、「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這便是高行健所說的文藝復興之路。

明天預告──高行健：回到平常心、平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