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結構性問題難解：特朗普革命的阻力因素

儘管特朗普的計劃野心勃勃，但他能否如其所願，實現「使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呢？答案如果不是否定的，也會是個巨大的問號。

今天美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問題是其深層結構性問題的表現。沒有任何政治人物可以在短時間內來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例如，即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已經意識到這是結構性問題所致，也提出了要應付結構性問題，然而，這些年後，結構性問題不僅無法解決，反而惡化。而特朗普主義的崛起便是這種結構性問題惡化的產物。

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們不懷疑特朗普的動機和能力，人們也不難發現，在特朗普計劃中充滿了太多的矛盾。儘管特朗普革命還在展開之中，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一系列不可逾越的矛盾和一系列阻力因素。

資本和勞工階級的矛盾

特朗普能否實現其兩種看似矛盾但具有相同目標的政策取向？對內，特朗普政策呈現出「去國家化」，即放鬆政府對資本的監管。在很大程度上說，美國已經進入了原始資本主義2.0版。這種趨勢在拜登期間已經呈現出來。放鬆對資本的監管不是拜登政府的主觀意願，相反，民主黨有強烈的意願來監管資本。不過，在拜登期間，民主黨政府因為國會黨爭等原因，客觀上沒有力量規制資本，尤其體現在網路和人工智慧領域。儘管民主黨主觀上還是想監管這些領域，但迄今並沒有推出任何有效的監管體系。特朗普政府則不同，它在主觀上要去監管，並賦予資本前所未有的力量。如前所述，美國要在第四次產業革命中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這就要政府充分賦權資本。

發展牧民社會結構和牧民社會秩序，將使勞工階級高度依賴資本的「施捨」。（Shutterstock）

對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則完全是「國家化」趨向，即強化政府在對外經貿的權力。這幾乎表現在所有的領域。在經貿領域，特朗普政府不僅會延續以往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還會變本加厲。在高科技領域，美國需要實現其壟斷地位，因此不惜一切成本進行國際競爭，如果競爭不過，就打壓，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在中低端產業，特朗普政府實行的是「再工業化」，希望美國資本和產能回歸。而在被美國視為是落後的領域中，美國則實行「重商主義2.0版」或「漢密爾頓2.0版」。這尤其表現在新能源領域，美國認為中國居於領導地位，因此，會盡辦法打壓中國。

那麼，這樣做是否可以解決資本和勞工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呢？對資本放鬆管制、再工業化等舉措，如果能創造就業，那麼勞工階級可以獲益。但如果在人工智慧時代，這些措施不僅創造不了就業，反而會減少就業，那麼勞工階級很難獲益。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的發展方向便是發展「牧民社會結構」和「牧民社會秩序」，即勞工階級高度依賴資本的「施捨」。如果這樣，那是美國勞工階級的不幸。

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矛盾

美國一直在國際社會製造「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但今天美國本身卻遇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局勢嚴峻。特朗普執政風格中包含太多的傾向「法西斯」的專制政治方式。實際上，歷史地看，民主很容易滑向法西斯。此前德國的希特勒和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典型案例，兩者都是透過選舉而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上，美國民主意味着三權分立和權力製衡（checks and balances）。

但從結構上說，今天特朗普已經有條件打破這一平衡，已經有眾多的評論者指出了美國「三權合一」的大趨勢。也就是說，三權結構的「特朗普化」為特朗普的「專制」創造了結構條件。那麼，美國社會是否準備好這種結構性改變呢？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既得利益與新利益之間的再分配

特朗普掌權和其所進行的改革顯示了利益的再分配。既得利益，無論在政治領域或經濟領域都會受到巨大的影響。特朗普如果是做加法，那麼既得利益所受的衝擊會少些；但如果是透過革命的方法進行利益再分配，那麼勢必引起既得利益的強烈反彈。即使在特朗普的內閣中也是充滿了不同的利益，既有傳統利益的代表，也有新利益的代表。特朗普可以透過反既得利益的策略而得到政權，但他執政後是否有能力平衡不同利益則是另一個問題。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衝突不會停止

透過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方式掌握了政權，並且暫時佔據了主導地位，但這並不意味着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間的衝突終止了。恰恰相反，這種衝突會趨於加劇。特朗普現在成為了建制派，如果特朗普不能如其所願，有效地解決美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使其支持者盡快具有「獲得感」，那麼「反建」的力量會重新聚集起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反建制容易，保護建制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