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產弱化着原來已經躋身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因為不斷高漲的房價，使得這個群體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房奴」。房地產更是遏制着中產階級的成長。中產階級中間，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業主之外，大部分來自專業人才，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過，在中國，80後和90後已經注定要成為最無希望的一代，無論怎樣的努力，都很難實現他們的住房權。對社會的影響會怎樣？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個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愈來愈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輕人找不到出路。他們既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後也沒有希望得到比較體面的住房，因此開始做毫無理由的抗爭。反對建高鐵就是一個例子。香港是個地產老闆統治的地方。中國現在的情況不能改變，必然步香港的後塵。
在很多方面，這種情況也早就在中國大陸出現。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很快演變成為利益導向的社會，物質利益是年輕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質利益領域，面臨住房、就業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輕人已經感覺到希望的渺茫。這對他們的心理衝擊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隨着全社會的物質主義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樣的反社會行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無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殺。
任何執政黨都需要社會基礎。中國的各種政策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為了鞏固執政黨社會基礎的政策導向。隨着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專業階層的形成，政權開始向這些新群體開放。這個方向很正確，它有利於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儘管市場經濟體制為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但卻缺失保護已有中產階級和擴大這個群體的政策機制。就住房來說，中國初生的中產階級面臨多重的擠壓，既來自私營部門（房地產開發商），也來自地方政權和開發商的強大「圈房」聯盟。近來，大型國有企業部門加入「圈地、圈房」運動，更是大大惡化了情況。
經過改制，中國政府的龐大國有企業很多變成了股份制企業，就是說它們必須向持股人負責。這似乎沒有不對，但這卻偏離了國有企業為國家總體利益服務的宗旨，變成了為私人服務的工具。國企並沒有抽象的利益，所謂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國有企業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為，和私人投資者、投機者並沒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是，國有企業比私營部門更具有權力、更強大罷了，因為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追求私人利益。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沒有企業，不會涉及到房地產利益。政府因此有條件來規制私營部門。又因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會的壓力。政府因此有強大的動力來促使社會政策的確立，保護社會。
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安全就會成為大問題。去除社會泡沫，愈早愈好。道理很簡單，投資和投機房地產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等到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忍耐的時候，就為時已晚。一旦社會解體了，政治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房地產聚焦着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面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
中國房地產面臨的困境，也說明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進的道理。經濟發展對執政黨很重要，但並非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都對社會有利，對執政黨有利。只有對社會有利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才會有利於執政黨的長期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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