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政策挑戰。這是因為房地產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經濟、社會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問題。
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房地產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最主要來源，是各級政府追求 GDP 的主要工具；但同時房地產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一旦破滅，必將對總體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它是社會之痛，因為和其它商品不一樣，房地產具有社會特殊性，是社會產品。當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不能實現或者被剝奪的時候，社會的穩定就會失去基礎。
房地產更是政治之痛，因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之間製造着各種矛盾。在上層，它既然綁架了中國經濟，也就自然綁架了為中國經濟負責的政府。在中層，房地產變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財源，使得地方政府變了質，迫使其演變成為掠奪型政府，而非服務型政府。在社會基層，它剝奪着中國老百姓高度認同的居住權，加速度地把中國社會泡沫化。
中國房地產為什麼在短短時間內走到這個地步？主要還是中國變種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場，把一切貨幣化。進入中國以後，新自由主義也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例如隨着市場化的推進，企業界增加了競爭，尤其是中小企業之間。但新自由主義顯然遇到了國有企業的強大抵抗。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保護下，市場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非常小。儘管國有企業也引入了一些市場機制，但市場機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社會領域則如魚得水。首先是隨着國有企業的改制，新自由主義進入了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領域。然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攻克了教育領域。這幾年則很快攻克了房地產領域。
新自由主義的禍害
在上述諸社會領域，並不是說原來的體制有多好。相反，原來的體制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非常低下，並且是由行政方法來實施，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續，更無效率。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機制也是大勢所趨。但關鍵在於，所有這些領域首先應當是社會政策，然後再利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和分配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有效性。一旦這些領域被視為經濟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來源時，社會政策就無從談起。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明確的社會政策；相反，所有社會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
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無論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個人還是家庭，任何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住房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硬件基礎結構。可以說，在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所有社會領域。對社會全體來說，沒有像比住房更為重要的基礎設施了。
房地產要解決的是居民住房權問題，所以其和一般的經濟商品不一樣。當一些社會群體每人擁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體的住房權得不到實現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就是說，後一群體的住房權被前一群體所剝奪，而前一群體所擁有的住房，已經大大超越了住房權的概念，而是把本來應當屬於他人的權利，用來獲取和投機更大的利益。他們能夠投資、投機房產，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正當的財力，或許是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隨着社會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員權力的濫用，中國到處都在發生有錢有勢者為主導的「圈房運動」。為什麼85%的家庭買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物，而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無論是利用手中的財力還是權力來投資、投機房地產，都是他們理性計算的結果。因為房地產有利可圖，他們自然拼命進入。但很顯然，並非任何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投資、投機所有領域的。無論是房地產的「利潤率」，還是投資、投機者的「准入權」，都是有關當局的政策導向的結果。就是說，投資和投機者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政策失誤，一是把房地產視為經濟政策，而非社會政策；二是和開發商結盟，通過抬高價格來獲取暴利。
一個社會一旦失去諸如像房地產那樣的硬件，而像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那樣的軟件又不到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中產階級是任何一個社會穩定的主柱，因此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氣來培養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沒有這樣一個階級，國家的治理（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難以為繼。中國現在就面臨這種情況。毋庸置疑，房地產已經成為弱化中產階級、阻礙中產階級成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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