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去世，必定翻起往憶，難免傷神。耄耋長者作古，勉強可説是一種解脫，聊以慰藉。但深孚眾望卻盛年猝逝，緬懷之餘則只能譴責蒼天有眼無珠、妒英才，都要喊出：「噫！天喪予！天喪予！」（註1）。
寫悼文，也要沉澱一下，等過了尾七，北面而踴，止喪相送。（註2）
1980至81年。我有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講授國際投資法，學生來自77、78年級，李克強是77級的班代表。
不妨回顧一下和他的交往，但難免更多講述時代背景，讀起來或許像流水賬，卻是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也要八卦一下。
高考77級的使命
77級是文化大革命荒廢10年後，恢復高考的第一代，濃縮了10年的人才，是精英，是少林寺，前途無量。但也要記住，是文革時期長大的最後一代，承前啟後，背負歷史，是時代革命的見證人，是改革開放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有責任、有義務警惕倒退、復古。
1978年三中全會前，筆者獲邀到北京，向各政府部門提供法律諮詢。當時內地幾乎沒有法律人才，工作應接不暇，遂提出兼任教學，建立團隊。首先在外貿學院帶研究生，能早日投入工作，繼而到北大帶本科生，各部委也安排涉外人員到北大聽課，100多人，好不熱鬧。
課程細節兹不贅，是邊講課邊立法，猶若創世紀。指導思想不外幾點：尊重經濟規律、擺脫小農意識、吸取中外經驗、摒棄二元思維、重視定量分析。這些都是發展現代經濟、建立法治體系的基本要素；但願有利同學們日後事業。
課外則秉承我在香港男拔萃上學各階段的經驗，每每得益於老師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能開拓視野，早日見識社會；由是想到為同學們做出同樣安排。
在中信勤工儉學
我兼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律顧問，安排學生到中信勤工儉學不成問題。學校遂指派李克強組織幾位同學去上班；這應是他們第一次正式吃皇糧。
勤工儉學既讓同學早些接觸日後的業務，也為解決當時失業問題提供多一個手段。當年全國各階層年輕人失業嚴重（註3），都忙於找解決方案，我提出勤工儉學，高層支持，還大肆宣傳，特別在共青團，為日後發展埋下伏線。
我為中信定下兩個條件以示認真，不是政治走過場。首先是拿正式工資，而不是實習補助：正規上班，雙方都有利。
其次有關秘級材料（註4）：有需要的「秘密級」材料，都要提供；更高密級則按需酌情提供。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單位（挺荒謬卻用得着），理論上同學都通過審查，連中信內可愛的反對派也無輒。
為避嫌，我不直接領導也不過問他們的工作，但願這經驗有利他們日後發展。
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
北大講課，務虛外（註5），就是引導同學們思考，如何從經濟角度全新設計一部較合理的公司法，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協調現代社會你我他多方持份者的不同利益。
課程過半，同學們都該入題，初步掌握公司法和立法的思路，即着手翻譯美國的《美國標準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由助教沈四寶牽頭，組織幾位同學參與，包括李克強；這或許是他第一次涉足翻譯出版。
然而連出版如此技術性的事務，也會節外生枝，既要打破壟斷，又要創新挨罵。計劃經濟下，出版社出書，是全國統一徵訂包底，但對公司法銷路存疑，難下決心。北大出版社夠膽識，決定自負盈虧，通過各不正式途徑徵訂，成績斐然。
另一難題是要包括原著的詞匯索引，才能充分發揮作用。結果法律譯文106頁，經摘錄的索引43頁，被外行説是在騙稿費！其實非小説類書籍，沒有索引，難找具體内容，功能大減。中文書籍要提高影響力，日後必須編索引，那怕放在網上。
索引的另類作用是打仗。我教公司法、股份制，講法制、法治，首先要摒除政治掛帥、極左思維，難免有好事者打小報告，幸而都轉告我，方便反擊打語錄戰（註6）：我有蘇聯剛出版的列寧索引英語版，絕殺60年代的中文版，所以課上偶爾會出格冒出列寧語錄。
整理索引，可看到李克強的悟性：他立即明白翻譯法律必須用語統一，要設計編譯手段，既省時又可避免不一致。不知他日後翻譯其他書籍時有沒有用上。
還有一個遺憾，書中沒有列出同學的名字。
八卦匯集
難免要八卦一下，回應多年來別人問我但不得其解的疑問：
其一是李克強的為人、性格。我課外和同學們郊遊、打橋牌、開派對、吃飯聊天；還要在大庭廣眾教跳 disco、提供所謂「靡靡之音」的錄音帶……畢竟年紀相近，個別同學還抱妻携兒，年紀比我大，沒有代溝。在這些活動中觀察到，李克強穩重但不失生猛、觀察細緻、悟性高。
一次開派對，可看出他觀察細緻。當年物質匱乏，啤酒難買，白酒尤甚。我買無限額，準備每位同學啤酒一瓶、白酒二兩，滿以為足夠。他看完清單，能道出班上同學的酒量，特別是在東北蹲點過的，更猜到當天必定放開豪飲云云。結果加倍也不夠，要臨時開倉補給。據聞有人兩斤下肚臉不改容；我也學會喝酒男不與女鬥，體驗《禮記》的「斅學半」。
悟性方面，翻譯時已覺察到，再就是探討通貨膨脹：百姓都能感受到，官方卻不承認。沒有數據情況下如何量化通脹成了難題。我是隔周去同一國營餐廳吃同樣一份餃子，因不准加價，菜肉餡不僅縮小，還成素食。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當時尚未發行高面值紙幣，只要不定期把一批10元現鈔，按新舊程度分類看分布的變化，即可間接測出通脹。這種用proxy（替代方法），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其二是李克強有沒有想出國？有，但幸好沒有成事。
出國留學成風氣。法律界申請出國留學或實習，對方往往徵求我意見並請我推薦人選，我也盡力從旁協助。
有一天，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鄭重約我吃飯，成了奇遇（註7）。平常和他隨便敞開來談，但當天他卻又體制又認識在兜圈子，我要不耐煩問他究竟想講什麼。原來是在暗示我不要介入李克強這方面的事。道理很遺憾：他判斷，當時政治意識較落後，出國學成歸來，了不起只能當專業權威，但被定性為是半個外人。內外有別，前途有限。
我知道當年有關部門已着手籌備，後來稱之為「第三梯隊」的接班人選，輪番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當局已在構思第四、五梯隊。設想繼續依此五湖四海甄選人才，中國是可能持續發展的。
他大概已説服李克強留校進修並當學生幹部，只是擔心我好心攪局。
其三，李克強有沒有受我的的案件影響？難免有，很遺憾。
1982年1月我秘密被捕，11月意外被北大曝光，正好趕上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李克強間接受影響，也因政治風向在變，他的敢言風格，或許還過度生猛，導致落選團中央。因為負責共青團的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行使其任命權才有驚無險，順利步入仕途。
1995年我因緣際遇認識王照華。我在深圳大學主持《中華大典》工作，他是去看望深圳大學前校長羅徵啓（註8）。共同興趣很多，熟絡後，他斷斷續續講述當年情況。這雖是一手資料，但具體細節，一如其他細節，有待日後披露。
其四，有沒有走後門？兩次，雙向，打和，都涉香港。
90年代我返港和偉易達集團合作。偉易達時為內地出口大戶，我向負責國民經濟的國家計經委主任呂東提起，他居然不知其存在，後經調查，發覺上報制度有問題，認為要好好宣傳一下，遂在京舉辦一次大規模產品介紹會。
安排算全面，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日後的副總理都有參加，朱鎔基賞面參加晚宴，唯獨沒有共青團，而偉易達卻是全球最大兒童教育玩具生產商之一，更顯遺憾。只好走後門，輾轉告知李克強；團中央有關負責人就出現了。
2011年，李克強榮升總理前訪港，賀港大百年校慶，喜事卻成公關災難：港大安排屢屢出錯、警方多次過度執法，破壞了他的親民形象。尤其是「龍椅」的安排，是不適當的場合、不恰當的安排，更令人氣憤。涉港事務，高層對這些低層的低層次錯誤，一般只好無奈啞忍，因出面處理，往往只會招來二度傷害。
但有輿論暗示，龍椅安排、要一批官員坐台上是按高層要求，有卸責之嫌，他遂輾轉告知我。我因不止一次處理這類棘手問題，知道只須把信息傳給港大校務委員會成立的檢討小組，用替代方式（proxy），從供應鏈查起。據聞檢討因而延長了兩周，最後判定龍椅安排完全是校方決定，喧賓奪主並不恰當，與北京無關。
兩起都應算「後門」，是否也不失為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往？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我在北大最後一課，結束語套用孫中山的名言：「經濟規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如長江黃河東流，有時悲若李後主的「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或更悲若秦觀的「便作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但都知道，斷不會倒流。
總理，走好！
2023年12月21日
於雲陽有事居
註：
- 出自《論語·先進》。
- 出自《禮記·奔喪》，傳統喪期為七七四十九天；最後是尾七。
- 當年為了面子不承認有失業，改稱待業，自欺不欺人。現在進步了，承認年輕人失業超過兩成。
- 濫定秘級是風土病，連北京市區地圖也要保密；反面教材之一，是把磚頭生產量定為絕密（歪理是可推斷人口數字，雖然人口數據已定期報給聯合國）。為破這迷思，曾經鬧到中南海。香港近來也沾上此陋習，伺機另文討論。
- 內地政治術語，即「講耶穌」，繞着講政治。
- 當時沒有公司法，更沒有教材，我匯編的資料，除摘錄國外有關法律條文，還大量引用Calebresi、Coase、Weber、Schelling 等作者，以開拓視野。
- 韓天石當北大學生會主席，組織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我早就認識。到北大後，還找他求救，因當時北大校長想辭退所有工農兵學員，但我不同項目身邊都有優秀者，所以反對一刀切。一二九運動時，他的創舉是抬棺材遊行示威。香港好事者反對抬棺材道具遊行，認為不成體統，有必要惡補黨史。
- 王照華除了負責共青團，還參與籌建第三梯隊。羅徵啓則是第一批被選中，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班長，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但因反對中央領導違規安排兒子出國，仕途受阻，到深圳成立深圳大學，當校長、書記。六四後被「雙開」，但仍被敬重。王照華去看望他，毫不避忌。我是所謂「假釋」後應羅之邀，任深大名譽教授並主持《中華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