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紅萬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聲──清代廣東書畫展（上）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藝術源於現實生活，除了文章隨着政治的興衰而發生變化，書畫風格亦與時代發展息息相關。現正於中大文物館舉行的展覽——「廣納百川：明至清中期廣東書畫選」第二期「清代篇」，是個至佳的實例。

是次展覽分為「文藝世紀」及「風滿筠清」兩部分，聚焦於清中葉廣東因十三行貿易而富裕，文藝大興的黃金時代，透過超過70組繪畫、書法及碑帖，全面展示當時人才輩出，詩人、書畫家、鑒藏家共同締造的文藝盛況。

策展人何碧琪博士強調，「承接第一期，這次展覽同樣以廣東為本位去展示作品，跟原來歷史用中原或京師的角度不同……」她希望大家看完展覽後，能從一個嶄新的角度，了解廣東的歷史、文化和藝術。

文藝世紀──詩人書畫家各領風騷

第一部分「文藝世紀」，在文物館展廳I展出，觸目所及，是多位廣東書畫名家的作品。繪畫方面，有黎簡、謝蘭生、蘇六朋及蘇仁山等畫家的名作，而書法則有翁方綱、伊秉綬等名家。

「廣東文藝世紀出現，主要是由於清政府重視儒學的政策使然，既有官辦書院，而朝廷亦向地方委派學政選拔人才。康熙以後，書院大增，廣東文人可於書院任教，名士與行商結為姻親關係，他們支持由文字、文學衍生的書畫、篆刻、戲曲等藝術及文化生活。洋商、文人與士紳聯合組成的新興階層，成為支持廣東書畫、刻帖、出版業的中堅子。」何碧琪詳述當時的時代背景及有關情況。

乾嘉初期的職業畫家

清廷派遣官員來粵之前，在繪畫方面，乾嘉初期的畫家，他們有如閒雲野鶴，無所羈絆，畫風受到沿海一帶如浙江、福建等地的影響，繪畫的題材、筆法、風格均有異於士人。

何碧琪指出，「他們的畫作，雖然與江南吳門畫派的畫風不同，但人物的描畫，卻相當生動，富有立體感，設色亦相對比較活潑，畫樹多用皴法，山石的輪廓、點苔，相對是傳統的畫法。」

黃璧（約1657-？）的《秋山行旅》，作品連皴帶染，注重描繪山中人物活動，甚有生活氣息，畫風可追溯至北宋畫院或南宋畫院，將山水結合人物，而且畫得一絲不苟。

汪有來（約1674-1752）的畫作，帶有遺民餘韻及外來畫風，是次展出的《羅浮勝境》，繪華首臺、觀源洞等名勝，畫風「近於弘仁、梅清，上溯倪瓚，風格簡淡」，他在廣東的名氣亦相當大。

文恐庸（1736-約1795）喜以焦墨繪鈎線繪山石、屋舍、樹木，以加強立體感，屬閩粵職業畫家的傳統。其手卷《四時山水》，「初段用類似郭熙《早春圖》的捲雲皴，展現春色，而末段則以斧劈皴、渲染與留白帶出雪景寒意，筆勢蒼勁。畫家將畫中的人物，或雅集、或舟遊、或策杖……都描畫得清新活潑、生動細緻。」其畫風承襲父文斗，有點像南宋畫院般代代相傳。

正如黃璧、文恐庸等職業畫家，活躍於18世紀末的譚鳴，亦擅長畫人物，在山水畫中增加人物的比重，展出的《溪山文會》，「畫中文人飲酒賦詩，有的在苦思作品、亦有人伸懶腰……各有不同的姿態，譚鳴以『釘頭鼠尾』描畫衣紋，頗見功力。山石皴法則較為接近《芥子園畫譜》中黃公望、吳鎮的畫法，並以渲染増加立體及層次感。」譚鳴是黎簡的朋友，曾合作繪畫，畫風與稍後蘇六朋的人物畫一脈相承。

明末清初的書法餘韻

胡方（1654-1727）是新會人，他深研理學，受陳獻章思想的影響。其《小楷洛神賦》，由王羲之《黃庭經》與王獻之《洛神賦》入手，嚴謹淳雅，有文徵明的味道，可見晉唐小楷的傳統，已逐漸由江南一帶傳到廣東來。

莊有恭（1713-1767）生於政局穩定之時，是乾隆年間的狀元，官至福建巡撫，據說乾隆賞識其詩文書法，曾賜詩予他。何碧琪指「他的《行草七言詩》受到董其昌及米芾的影響，加上一點顏真卿，豎筆很有力。」此作曾由張錦芳收藏，原本有殘破，經修復後，已變得很平整。

這時候廣東的讀書人，已開始出仕，變得有名氣，漸漸為人所識。

書壇發展主流：帖學與碑學

在書法方面，書壇的發展傾向是跟隨傳統主流，書法家如翁方綱與伊秉綬，到廣東任官的年月較長，對廣東的楷行草帖學書法，以及碑學隸書書風影響深遠。

當時對廣東學子的詩書畫、碑帖及金石鑒藏影響至深的，首推翁方綱（1733-1818）。翁氏為北京人，三任廣東學政，而且做了七年之久，影響了當時的楷行草帖學書風。他是乾隆書法四大家之一，書學歐、虞，謹守法度，技法之圓熟，從展品《楷書七言聯》可見。

翁方綱與廣東士子的情誼超越時空，影響到馮敏昌、宋湘……並延續至張維屏，亦由廣東延至京師。馮敏昌（1747-1806）曾於廣州從學於翁方綱，其後執教於端溪、越華、粵秀三書院。馮氏受翁方綱影響，精究《蘭亭序》，書法由王獻之、褚遂良入手，其《摘錄徐浩論書》，「長撇捺及厚重筆力，頗有趙孟頫之書風。」

馮、宋等人是廣東四大書院中粵秀書院的校友，書院在雍正之後日趨興盛。粵秀乃四大書院之首，培養一代復一代的人材，亦見證了廣東文人之興起。

宋湘與馮敏昌、伊秉綬份屬好友，翁方綱稱之為當代文彥之一。其書法由王羲之、獻之入手，兼及李邕、米芾等各家，書風豪邁雄逸，明代陳獻章用「茅龍筆」，宋湘則以毛筆以外的竹葉、蔗渣作榜書，可謂獨創新意。展出的《二十四詩品‧沉着》法度嚴謹、秀逸剛健，且徐疾有致。

翁方綱任廣東學政多年，曾選拔了很多人才，回京後，還利用自己的交友圈去提拔他們。「如張維屏往京時，獲翁方綱四子樹培邀請前往拜會。而翁氏在京，亦曾集顧蒓、張維屏等來自各省的詩人雅集。」此舉令廣東的讀書人可以接觸全國的士人。

張維屏是嘉道年間廣東詩壇領袖，著作甚豐，亦為經世派的中堅。其《行書八言聯》，取自蘇軾筆法。

翁方綱精於考據、金石、書法之學，而且喜愛蘇軾，自號蘇齋。其藏書樓寶蘇齋是他與廣東士子交流的平台。在每年十二月十九日這一天，他都會邀請很多名士到家中，祭祀蘇東坡生日。

來自福建的伊秉綬（1754-1815），曾在惠州做了好幾年知府，是隸書名家，風格近似漢隸，有別於清初鄭簠「飄逸靈動」之風。展品《隸書七言聯》，呈現了伊秉綬「橫平豎直」的典型風格。

「由於伊秉綬在惠州做知府期間，常往廣州探望朋友，留下許多隸書的書跡，或留下一些橫匾、對聯，於是很多廣州士子都可以學習這些隸書，清中期之後，結合漢隸特色的伊風隸書在廣東很盛行。」

伊秉綬與廣州十三行的商人關係相當密切，在惠州時，他曾遭上司陷害入獄，得葉廷勲出資營救，為他復官。據記載，當時很多士人都為他伸冤，反映了人際間的情味。伊秉綬跟葉廷勲之子葉夢龍關係甚好，還一起去找尋蘇軾在惠州的遺跡……他離開廣東後，曾有兩次返回廣東探望葉夢龍，葉廷勲去世後，伊秉綬亦為他撰寫墓誌銘，而且還去掃墓，可見彼此情誼之深厚。

張錦芳（1747-1792）與伊秉綬同年進士，詩宗蘇軾，擅書畫，喜金石文字。是次展出《節臨桐柏淮源廟碑》，可見其隸書取法自當時流傳的元代重刻漢碑拓本。「他的書法規整、筆劃瘦硬，開廣東士人碑學書法風氣。」

而《墨梅》一畫則「學自元王冕及清惲壽平，主幹與枝梢粗細對比分明，風格清雅。」

劉華東及明炳麟的隸書，均受伊秉綬啟發。劉華東是著名廣東戲曲作家，「據說劉華東撰寫《六國大封相》，後經冼玉清教授考證後，指出他當時已去世，此實非其作。」何碧琪道出，當時除書畫之外，戲曲亦大受歡迎，很多洋商亦非常喜歡聽戲曲，甚至家中也養有戲班。

劉華東的隸書少修飾，無波磔，可見他受伊秉綬的影響，從漢隸入手，展出的《隸書七言聯》，略帶飛白，從聯文「哦詩貴德作者意藏劍不借時人觀」，以至筆法，俱見傲氣。

明炳麟擅書畫，其隸書近伊秉綬早年之作，《隸書九言聯》結字間架，長横畫筆力挺勁，甚具伊氏神髓。何碧琪笑言：「這幅對聯特別長，將作品懸掛於這個位置，『樓底』比較高，可呈現其氣勢。」她繼而點出，「劉、明這兩幅隸書作品延續了『橫平竪直』的書風，不過變得略為『圓扁』一點而已。」

廣東繪畫四家

至清中後期，具文人背景而未出仕，繪畫成就尤為突出者，有黎簡、謝蘭生、蘇六朋及蘇仁山四家，或追隨傳統、或反思傳統，各放異彩。

黎簡（1747-1799）是乾嘉年間著名詩人、書畫家，也是藝術圈的核心人物。他擅長詩、書、畫、印，成名之初主要是由於其詩才，因而得以揚名嶺外，有助他廣交士林，亦得到翁方綱之賞識。黎簡性情耿介，不慕名利，一生未曾出仕，單靠賣畫、賣文及教館為生，生活比較清貧。

黎簡工山水，臨摹倪雲林、石濤的作品，也曾學王蒙、黃公望，甚至上溯董源的畫風，但透過其畫作，可見石濤的影響甚深，反映了當時廣東收藏石濤書畫的熾熱風氣。

黎簡頗具臨摹古畫及工筆重彩根柢，展品《林壑幽居》，正是反映他充分掌握各種皴法的作品，如以亂柴皴寫「春水泛舟」的遠山；而「登涯覓句」則仿自王蒙《具區林屋》的牛毛皴及構圖。

何碧琪坦言，她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黎簡《嘯傲煙雲山水人物》，為其成熟時期的寫意之作，其自題表明取法自董源、米芾、王蒙及石濤，筆墨蒼潤秀勁。「他師自前人，卻不囿於前人，畫風受石濤等人影響外，亦盡顯自家本色。」他的詩書畫都齊集在這件山水冊頁作品中，堪稱「三絕」之作。

謝蘭生（1760-1831）工詩善畫，其詩學蘇軾，畫得吳鎮、董其昌等人法，筆調清雅，設色明快。他早年的繪畫《茘枝》，成於31歲，其上有黎簡書寫謝景卿所作的詩，二人為好友。「此畫山石兼皴帶染，部份用墨甚濃，以沒骨法繪荔枝和葉子，與江南主流的文人畫完全不同。」

謝蘭生認為用墨非常重要，曾研究不同的畫理，琢磨如何用墨設色。他在《仿宋人墨法山水》題字曰：「閩粵間山川樹石，形色又與大江南北異，閩人多用濃墨點染，遂為閩派。粵中士人畫，亦多近之。」

《宋元人詩意》為61歲之作，主要以宋蘇軾、元黃鎮成、仇遠、高克恭等的詩入畫，賦色清雅，並參考郭熙樹法、王蒙皴法、黃公望淺絳、石濤筆意等。其中有兩頁水墨，均臨摹董其昌，第二開自題「臨香光居士。董畫善用墨，多不着色，正恐丹青掩其墨氣也」；第九開則題曰「此幅亦臨董，俱不着色。着色易，純用墨難。」可見他對於用墨之法，甚有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