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劉以鬯夫婦，已接近四十年。
五月中旬，我和劉夫人佩雲女士相約，在太古城的商場茶敘。
談及近況，她告訴我──就在一個月前，她推着輪椅上的劉先生，沿着太古城道，走進這個商場，逛了好一陣子，而且還進了五樓的咖啡室，吃了他最愛吃的芝士蛋糕、喝了一杯熱巧克力……過了差不多一小時，大家怕他累了，便準備回程，老人家卻揮着手嚷着：「不回去！不回去！」又指着商場說：「留這裏！留這裏！」
當日，為劉先生拍攝紀錄片的內地攝影團隊前來香港拍攝，紀錄他們的一些生活片段。多年來，劉先生身體都不錯，直到年多前才坐上輪椅。夫婦倆的生活就是如此，每天的下午，他們經常在這裏溜達，喝喝下午茶，逛逛商場，劉先生最愛跑到書店去，看看賀咭、明信片……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習慣，大家都曉得。
那天拍下的照片，教人眼前一亮。輪椅中的老先生，精神奕奕，神情俊朗，站在他身後的妻子，望着他，笑盈盈的，漂亮極了。什麼叫做「鶼鰈情深」，眼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天，我們聊了半天……談到慶祝劉先生百年壽誕的紀念圖冊，也談到三聯即將出版的劉以鬯選集。
靠一支筆 活在香港
劉以鬯先生，1918出生於上海，中學時已對文學有強烈的興趣，其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念哲學系。
父親是黃埔軍校的翻譯老師，而他自己又在西方教會辦的大學念書，從小就看西方文學作品，包括莎士比亞、狄更斯……他喜歡閱讀海明威、吳爾芙、卡夫卡、福克納的小說……其中以詹姆士．喬哀思的《尤利西斯》對他的影響最大。
早在中學時代，他已開始在上海發表小說，「在高中讀書時，我開始學寫小說。第一篇小說題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寫一個白俄女人離鄉背井流轉到上海的生活。」中學畢業後，七七事變爆發。他入大學讀書，課餘仍在寫稿。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租界，「孤島」陸沉。他離開上海到重慶去工作，開始撰寫《地下戀》，小說刊出之時，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
自1948年來港後，因謀職不易，以寫作謀生，他曾說過「那個時候香港的稿費是，1000字三四塊港幣。當時香港買一碗雲吞麵都要三四毛。寫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雲吞麵也能過。所以，我就靠一支筆在香港活下來了。」
「那個時候我喜歡的都是現代派作家，比如穆時英、戴望舒他們。」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劉先生受到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的影響甚大。他來到香港後，帶着早年在上海文壇的經歷，開拓文學的新途徑。這位南來文人，居港數十載，創作「與眾不同」的小說，在鮮明的現代感中，也散發着濃厚的香港本土氣息。
娛人娛己 雙線發展
我在大學時代，才開始閱讀劉先生的作品，最先看的，就是他的名作《酒徒》。這部小說後來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雖然作者未必完全同意。「鑒於傳統與常規的局限性頗大，我決定寫一部獨特敘述方式的小說《酒徒》。」在技巧方面，他運用了意識流手法和內心獨白，嘗試以詩化的語言，反省香港的現實處境。
作品寫於1962年，以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為背景，特別關注文化人的際遇。「也斯認為《酒徒》最重要的是我對新文學看法的部分，小說中提到端木蕻良、穆時英、臺靜農、沈從文和張愛玲等。」劉先生如是說。
為了維生，劉先生寫了大量「娛樂他人」的通俗作品，「我寫稿最多的時候，一天寫一萬兩千字至一萬三千字……連續不斷寫了二三十年。」據說在高峰時期，他日寫十一、二個連載小說。
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文學商品化的傾向十分顯著。為了招徠讀者，大部分報刊走的都是通俗路線。劉先生說過「當我在報刊撰寫連載小說時，我只寫通俗小說，不寫庸俗小說；只寫輕鬆小說，不寫輕薄小說；只寫趣味小說，不寫低級小說。」
與此同時，他偶爾也會寫一些銳意創新的嚴肅作品，以「娛樂自己」。
正如激發他寫《酒徒》的動機之一，就是「我不願失去自己，即使日寫萬字『娛人小說』，為了找回失去的願望與興趣，也寫自己想寫的小說。」
對於「娛己」之作，他強調「我寫小說首先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就是要『求新求異』。我不喜歡跟在別人背後走，但寫具有獨創性的作品，並不容易。」
紀錄片《劉以鬯：1918》以光影聲像呈現劉以鬯本人，亦表現他的文學作品。在影片一開首，劉先生便道出「與眾不同」，這個四字擲地有聲，揭示出他的文學風格。
追求形式上的創新，是為了配合內容。例如寫於1964年的《寺內》，他嘗試用小說形式寫詩體小說；《動亂》、《吵架》是另一種實驗，前者以物件為主，「用物的獨白紀錄1967年香港『五月風暴』的動亂。」後者卻是沒有人物的小說，「從另一視角寫家庭糾紛。」
《對倒》是沒有故事的小說，結構形式的靈感，便來自一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他「用雙線並行發展的格式，敘述兩個陌路人（一男一女）在同一個生活場景中的行動和思想。」小說較新的地方，就是兩個主角沒有關係。
為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他寫長篇小說《島與半島》。
微型小說《打錯了》用複式敘述結構強調命運的偶然性，發表後「因為敘述結構由兩種假設組合而成，引起相當強烈的反應，有人認為很有創意，有人不願接受這種過分陌生的寫法。」
為了表現自己的創作個性，他寫了《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利用黑白兩種顏色突現社會的真實面，將黑與白作對比，清楚區分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為了使小說具有獨創性，他試圖用不同的手法表現，既無現代主義的技巧，也不屬於傳統的現實主義。
至於故事新編，是用現代人的意緖解釋舊故事。劉先生表示，他喜歡寫故事新編。「不過，產量不多。」如《除夕》、《蛇》、《蜘蛛精》……
這些作品，運用的手法雖不一，但都注重形式上的實驗。不過，在「求新求異」時，他並不「拒絕一切小說的傳統」。
他一再強調「我着重求新的意圖，希望能夠在浩若煙海的小說中寫一些具有新意的小說。……為了體現個人的風格，我嘗試將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
劉以鬯先生一生的創作，已逾數千萬字，一直以來，大家比較重視他的「娛己」之作，其實，在另一方面，他仍然運用寫實手法寫出一些雅俗共賞的作品，例如《吧女》，保留了香港連載小說的色彩。
兩個理想 盡其在我
劉以鬯先生是享譽文壇的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編輯。1941年畢業後，他投身報界，當副刊編輯。四十年代初，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離滬赴渝，身兼《國民公報》和《掃蕩報》兩報的副刊編輯。1945年十二月，他回到上海後，在上海版《和平日報》編副刊。
1948年來港後，他最初在《香港時報》當過副刊編輯，1952年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報界工作，至1957年才回港。其後，又編過《香港時報》的《淺水灣》，《快報》的《快趣》、《快活林》，以及《星島晚報》的《大會堂》等。
回顧大半生的編輯生涯，「中國新聞界中，像我這樣的小編輯很多，但像我這樣這麼長時間做副刊編輯的，真的絕無僅有。」劉以鬯的副刊編輯生涯，止於1989年的《大會堂》，前後長達四十多年。
劉先生自小就有兩個理想，一個是辦出版社，另一個就是辦文學雜誌。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我爸爸在抗戰期間的上海逝世，媽媽把爸爸剩下的錢分給我和哥哥，我拿到錢，便辦了一家出版社。」他父親去世了，留下一筆遺產，他將自己那一份，創辦「懷正文化社」。
「上海的出版社當時出版的，大部分是商業小說比如武俠小說，我想做的是純文學出版社。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中國老作家都願意把作品交給我。」劉先生出版過姚雪垠、徐訏、施蟄存等的小說。據說徐訏的《風蕭蕭》，銷路比較好，打穩了出版社的基礎。
劉先生曾自述，「我原計劃把徐訏的書向海外出版，但我來到香港後發現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樣。我離開大陸到香港，帶的錢並不多，以為頂多在香港住幾個星期。但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後，我當時拿的錢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白紙……」自此，他留在香港，開始寫稿維生，生活就這麼過下去了。
他的另一個理想，就是辦文學雜誌。
1985年，中國新聞社找他辦《香港文學》，並擔任總編輯，為了專心辦好這份文學雜誌，他辭掉所有報刊的專欄。他將這份刊物辦得很有特色，不單網羅了中港台作者的優秀作品，而且面向世界，致力推動華文文學，直至2000年的六月，才被迫將辦了十五年半的《香港文學》月刊交給另外一個機構續辦。他因此大受打擊，導致「情緒低落，內心空虚恍惚，做甚麼都提不起勁。」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失去《香港文學》，反而讓他有時間着手整理、出版自己的書，短短兩年內，在香港出版了《對倒》、《打錯了》、《不是詩的詩》、《暢談香港文學》……
《對倒》於1972年發表，隔了二十年在北京出版單行本，至2000年才在香港正式出版，同年，電影《花樣年華》剛好上映。據導演王家衛說，其創作靈感來自《對倒》，片中引了《對倒》三段文字作過場字幕，片末特別鳴謝劉以鬯先生，王家衛還出版了一本《〈對倒〉寫真集》。
劉先生在《對倒》新版前記，亦提到當時的情況，《香港文學》易主後，好友黃東濤夫婦「建議為我出版三本新書……我很興奮，隨即要求先出《對倒》」。
電影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應，小說一紙風行，連上海、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派記者來港作專訪，北京作家出版社也趕着將《對倒》付印，正如馬來西亞《聯合早報》報導的標題所言：「《對倒》走紅，遲了30年」。
試筆空間 扶掖文青
劉以鬯對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創作、當編輯和辦雜誌之外，他最愛發掘新人，如早年的西西、也斯、吳煦斌，近年的潘國靈、梁科慶、黃勁輝等，都因為得到他的引薦發表作品而走上文壇。
許定銘先生曾寫過：「近五十年來，從香港成長的作家，差不多都曾與劉先生結緣，受過他的栽培與訓練。」董橋先生也說：「我之所以走上傳媒、走上寫作的路途，劉先生的鼓勵太重要了，他給了我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帶了我結識許多前輩的緣份。」可見劉先生是文學界的「伯樂」。他堅持「擠之戰略」，在商品中儘量擠入嚴肅文學，為很多「文青」提供書寫的空間。
當年的我，也是一名「文青」，第一次投稿給他，在1982年。我寫了一篇《反映世態人情的浮世繪──楊絳的戲劇創作》，評介楊絳早期的劇本；亦就她的《倒影集》，另寫了一篇《談楊絳的短篇小說》，寄到他主編的《大會堂》去，以不同的筆名發表。
文章刊出後，劉先生將剪報寄給楊絳女士。就因為這樣，我竟收到了這位文學界老前輩的親筆來信──「我讀後猜測，論小說和論戲劇二文，似同出一手，以為作者是一位老編輯，不料卻是年輕的女士……」她還給我寄來其譯本《唐吉訶德》。幸遇劉先生，為我帶來這段難得的文字因緣。
「對文學有興趣的作家，他們自己就會去寫。」此說不無道理。寫作路上，我起步甚遲，當年得劉先生刊出稚嫩之作，受到莫大的鼓勵，幸何如之。
繼續寫作 永不言悔
除了創作小說，劉先生也寫散文，以及文學評論，他曾發表《臺靜農的短篇小說》，又撰寫《端木蕻良論》，對中國新文學有獨特而精闢的見解，文學論著有《看樹看林》、《暢談香港文學》等。他又編過一系列「中國新文學叢書」、《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此外，他還翻譯外國小說，譯作有《人間樂園》、《娃娃谷》、《莊園》。編著之多，難以盡錄。我想，他的一生，做了兩個，甚至是三個人的工作。
近十多年來，劉先生的文學成就，備受肯定，除了獲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傑出藝術貢獻獎、終身成就獎等獎項，又得到嶺南大學頒發文學榮譽博士學位。
記得在2009年，劉先生獲公開大學文學院頒授榮譽教授銜。在頒授典禮的座談會中，劉先生公開介紹他正在構思的新作，小說上面一段寫從西港城到筲箕灣；下面一段則是寫從筲箕灣坐電車到西港城，一上下的寫法，形式相當創新。作品還沒寫出來，但他強調「我不會放棄寫作，雖然今年已經91歲了。」活到老、寫到老，堅持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他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我喜歡寫小說。我喜歡砌模型。我喜歡蒐集郵票。我喜歡收藏陶瓷。」在《模型．郵票．陶瓷》的前言中，他說。文學世界以外的劉先生，是一個集郵和陶瓷專家，寫稿之餘，也喜歡在家中砌模型。
也許讀者都知道，《對倒》的寫作靈感，便來自郵票。「對倒」譯自法文tête-bêche，是郵學上的名詞，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又如《四枚未釘齒孔的香港郵票》，只看題目，便已知這是一篇以集郵為題材的作品。
電影《劉以鬯：1918》中，有一段饒有趣味的紀錄，這位文壇的一代宗師，在家中興致勃勃地介紹自己砌的模型，還有收藏的石灣陶瓷，像一個孩子般，向人家展示自己的心頭好……
紅塵路上 緣生緣滅
猶記得十年前。就在12月1日，我隨着小思老師，還有幾位任教於中大中文系的年輕朋友，在北角「老飯店」，跟劉先生夫婦吃了一頓晚飯，我們還預備了一個蛋糕，為他預祝九十歲生日。那天晚上，劉先生談興甚濃，細說文壇掌故，大家都聊得很開心……我還特意帶來一大堆書，請他簽名。
其中的一本，正是2007年再版的《天堂與地獄》，在「寫在書前」中，他告訴讀者：「《天堂與地獄》是我1948年從滬來港後寫的短篇小說，1951年結集出版。52年赴星馬報界工作五年，57年回港，同年與佩雲結婚，甘苦共渡五十載，未嘗二十四小時分離，適逢獲益重出本集，順便作為我倆金婚紀念。」書中還刊出他們在57年的合照，一對璧人，教人忘不了。難怪每次見到劉先生，夫人總陪伴在他身旁。
劉氏伉儷結婚多年，相伴相依已逾六十載，夫婦兩人，形影不離，仿如神仙眷侶。文學圈中人都說，沒有夫人相助，在背後默默的扶持，劉先生不可能有這麼多作品面世。
世事茫茫難預料。想不到，真想不到，跟劉夫人茶敘不到一個月，在2018年的6月8日，這位文學界的前輩，告別人間，在醫院安詳離世。
走過文壇幾近一世紀，劉以鬯先生為我們帶來「與眾不同」的文學作品，他以小說書寫生命，把自己的時代、自己的記憶、自己的詩意……全留在作品裏。
2018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