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這個「是非之地」選出一位新任校長，輿論討論的焦點是他的「中國內地出生」背景，張翔本人的背景是否為合適人選當然可以深入討論，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將來選擇香港的大學校長應該以什麼為標準，什麼樣的人選將會更加合適。
歷史上的港大校長
香港大學這間百年老店已經有過十五位校長，簡單劃分為殖民地前期和後期、回歸後三個時期。 1972年以前的殖民地有過十位校長，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牛津和劍橋畢業的居多，但由於兩次世界大戰，所以有些校長多多少少跟軍人扯上關係，有的本來是軍人出身，有的是被封軍人身份，比如二戰後臨危受命重建港大的賴廉士，原來是港大醫學院院長，積極參與義勇軍，戰時被日本佔領軍俘虜，後逃亡重慶，被封上校，服役於英軍服務團。而大部分校長都跟殖民地事務有關，創校校長盧押（ Frederick Lugard）曾任多個殖民地的總督，從香港總督任上退役後任港大校長；第二任校長儀禮（ Charles Eliot，1913至1918年）任港大校長前是殖民地官員，退休後任外交官；史樂詩（Duncan Sloss，1937至1949年）來港大以前曾長時間在另一個殖民地印度教育部門任職； 任期最長的羅便臣（Kenneth Robinson，1965至1972年）曾經任職英國殖民地部。
在那個時期，香港大學除提供優質教育外，就是培養出眾多的殖民地管治需要的人員，很難說這是港大校長的使命，但起碼結果是這樣，在港大長時間以來是香港唯一的大學期間，當然是這樣，就算是香港中文大學1963年成立以後，廣泛流傳的說法是：中大畢業生考上政務官（AO）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港大能夠「 壟斷」政務官體系，不能說明港大與中大的教育質量的差異，而是在於整個大學的培養系統及學生之間的態度。港大校長（ 幾乎肯定是行政局成員）在這種特定的時間與空間， 只是做好一個總督的輔助角色而已。
華人港大校長
1972年上任港大校長的黃麗松（至1986年）打破了由英國人任港大校長的傳統，是第一位華人港大校長。 雖然黃麗松在香港讀中學、大學，但從二戰勝利後赴英國讀博士， 到後來在馬來西亞任職大學教授和校長近二十多年， 以其經歷與視野而言，將他分類到華人比港人更為貼切， 如果再看他的繼任人王賡武（1986至1995年）的背景， 將殖民地後期和回歸前的港大兩任校長歸納為華人校長， 就更有說服力。王賡武出生在印尼，在馬來西亞長大和受教育，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出任港大校長前曾在馬來西亞和澳洲任教，而他的研究範疇是華人社會。
港大的兩任華人校長，不能說他們將港大的使命和師生目光擴大至整個華人社會，但黃麗松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諮委會副主任，王賡武致力於港大跟內地大學交流合作，不知道這些跟當時港大學生會給總理趙紫陽寫信，贊成香港回歸，有什麼必然或偶然的關係，起碼港大師生不會像以前般狹隘地局限在香港的彈丸之地和殖民地心態。
回歸以後的兩任校長鄭耀宗（1996至2000年）和徐立之（ 2002至2014年）都是港人。鄭耀宗在港大畢業，長期在港大任教。徐立之在內地出生，在香港接受教育至碩士，雖然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長期在美加工作， 但沒有人質疑他的港人身份。
港人任港大校長，不能以此作為港大必然走向更加本土的因素， 同樣不能以此作為港大必然會跟內地更加疏離的因素。相反，這兩位港人校長的任內，港大跟內地的交流與合作有增無減，目前港大八位具有內地兩院院士頭銜的學者幾乎都是港大的畢業生，「香港大學千人內地交流計劃」也是始於2012年。
即將上任的第十六任港大校長張翔強調， 他將建立更加國際化的合作研究計劃，他有良好的內地人脈關係，可以在建立團隊和研究項目方面，促進跟內地大學的合作。 雖然這些作用不是內地出生學者的專利，是土生土長的港人也可以並且應該擁有的特質，但關鍵是擁有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使命的心態。
對其他學府應有垂範作用
香港的發展方向必須逐步跟國家發展大局融合，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幣國際化等等，都需要香港的大學對此進行學理的研究、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分析及培養學生對上述議題的關注， 從而影響他們的就業規劃和研究興趣，培訓學生的技能和視野。港大作為香港的最高學府，對此責無旁貸，甚至應該對其他學府有垂範的作用。香港其他的大學校長， 無論是內地出生還是香港出生，都應該以此為使命和歷史責任。
原刊於《亞洲週刊》，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