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國模式」的爭論誤入歧途。前些年，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創始了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但這個可以成為「讀懂中國」突破口的研究項目很快就演變成為左、右派之間毫無意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人們的焦點不是解釋「中國模式」本身，而是論說中西方模式的好壞。自由派痛恨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拋棄這個模式，甚至用西方模式來取代中國模式，而左派則不切實際地誇張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模式優於西方模式，甚至可以用中國模式來取代或者終結西方模式。自由派認為中國生病了，西方沒有生病，似乎用西方的健康來證明自己已經病入膏肓的現狀；而左派則想通過數說西方的不健康來證明自己的身體健康。
實際上，無論自由派和左派的邏輯過於簡單，並不能成立。但這場意識形態的爭論不僅沒有人真正努力去研究中國模式到底是如何的，反而在國內製造了社會層面的高度分歧。很簡單，盲目崇拜西方或者盲目崇拜自己，都不是在「解讀中國」，而是在「誤導中國」。在國際層面，這場爭論不僅沒有促成告訴西方中國模式到底是怎樣的；相反，正如西方用意識形態看中國，中國也似乎用意識形態看西方。這就造成了一些人所說的「互相忽悠」的狀況。
「中國特色」經常被神秘化
其二，「中國特色」神秘化。如果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發生在社會層面，那麼代表官方話語的「中國特色」同樣解讀不了中國。「中國特色」的概念已經確立多年，但人們從來就沒有對此有過任何科學的解釋。實際上，每當一種現象解釋不了的時候，人們便拿「中國特色」來解釋，但這個「特色」又是什麼呢？人們並沒有把此說清楚。這樣，「中國特色」經常被神秘化。說到的，很難用「中國特色」來說清楚中國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發展沒有自己的特色呢！如果「中國特色」不能去除神秘化，那麼就很難讓世界來理解中國。
其三，借用西方話語來解釋自己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很多人意識到，為了向西方解釋中國，不得不用西方的話語來解釋中國。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因為沒有建立在自己經驗之上的概念和理論，人們只好簡單地向西方採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是用西方的概念例如市場經濟、經濟自由、市民社會、法治、政黨等等來解釋自己的。但基於西方話語之上的「解讀中國」並不能使得西方真正理解中國，因為所有這些方面中西方之間只有相似的表象，而沒有實質性的類似性。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是建立在西方的經驗之上的，很難有效應用到中國經驗。如果西方是橘子，中國是蘋果的話，一種解釋橘子的理論很難完全用來解釋蘋果，儘管兩者都是水果。
概括地說，對中國來說，要讓世界了解中國，關鍵在於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礎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在缺失建立在自己的發展經驗上的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的情況下，要建立這樣一套話語體系非常困難。作為大國，中國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可以用西方的東西來「包裝」自己。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建設自己的社會科學和話語體系，中國責無旁貸，因為這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世界。
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必須下大力氣培養一批既了解西方社會科學和在此基礎上的話語體系，更了解中國發展情況的人才。這樣既可以既要避免自說自話，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解釋自己。
現在的情況是，儘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話語，但大都是自說自話，人家根本聽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話語來解釋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為中西方經驗存在着如此的不同。儘管培養這樣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務，但是這批人才並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從意識形態出發只會對事物做一個簡單的道德判斷，而不能把中國的發展經驗作為「社會事物」來進行科學的解釋。因此，所需要培養的是一批社會科學家，他們能夠客觀獨立地來認識中國、理解中國，在此基礎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國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及中國話語。
可以想見，這是一個長遠的任務，但對一個崛起中的、對世界事務產生愈來愈大影響的國家來說，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很多國家的話語體系始終處於西方的「殖民」之下，而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國家儘管試圖想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但自己建立的體係不被西方所理解。
（封面圖片：亞新社）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