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學習觀的探究（二）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為，判斷事物的是非，需要論證有據，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群眾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所用的接近實証方法。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啟迪。他們為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為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應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為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裏，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復」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為樂？」答曰：「樂以為樂」。墨翟認為這等於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為男女之別，才是正確回答為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辯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學習與實踐、動機之間的關係

墨家的品德教育、論辯教育和科學教育雖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卻有共同的積極因素，即重視實踐（行）和聯繫實際。墨翟強調「言足以遷行者常（尚）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尚），不足以遷行而常（尚）之，是蕩口也」。這段話的要義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墨家反對「言過而行不及」，認為話說得多與說得漂亮而不實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說，只有把「兼愛交利」的道理，指導實踐，見諸行動，才能成為「兼士」，才能通過實際行動來教人。

墨家重行，重視實踐，但並不是一般功利論者的觀點。他們在重視功效或結果的同時，並不忽視行為的動機，而是要求把「志」（動機）與「功」統一起來考察。魯君因選擇太子而請教墨翟，他建議魯君「合其志功而觀焉」。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行為的同時，要把動機與結果結合起來。

在墨子看來，學習並非為了「出仕」。例如，墨子引領一位年輕人跟自己求學，便對那年輕人說：「始學乎？吾將仕子。」他以做官來調動這位年輕人求學的積極性。一年後，年輕人學業大進，便找墨子要官做，墨子用「魯語」來使年輕人領悟為「義」而「學」，說：「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由此可見，墨子認為學習是做人的應盡義務，並不一定要去做官。可以仕則仕，仕不是為學的唯一目的。明顯這與儒家的「學而優則仕」有很大的不同。墨子主張為「義」而「學」，學習的動機應建立在為「義」的基礎上，還必須「身必行之」。墨子強調把動機這種意向活動同認識活動聯繫在一起，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自覺性。

討論

春秋戰國時期，「世之顯學，儒墨也」。其「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墨學成為最早同儒學齊名並與之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眾所周知，墨翟早年學習儒家思想，後來逐漸對儒家學說產生質疑，遂創立了自己的學說體系——墨家學派。可推知墨子非常勤於學習、善於學習。借助《墨子》全書來梳理和再現墨家學習觀念，對於當前的學與教會有較強的啟發意義。

第一，墨子在我國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邏輯思維能力的學習和培養，他認為學習知識重在明察事物所蘊涵的道理。同時，墨子提倡「述而且作」的創新精神，反對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保守性，墨子認為不僅應承傳文化精粹，而且要創造出新的東西，使善日益增多。這些理念與當今的創新學習、建構學習都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第二，墨子認為「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說明墨子強調各盡其職，各盡其材。另一方面，墨子也認為「誦先王之道，通聖人之言，而說王公大人、徒步之士、平民百姓，其功賢於耕織」。即僅靠一人之力去織布，並不能使天下寒者都有衣穿；僅靠一個人去打仗，並不能抵禦敵人的進攻。這是否也隱含了強調合作學習的意蘊？

第三，在學習的廣度和深度上，墨子反對博聞雜識，即在博與約的關係上，他強調以約取博，強調邏輯思維，辨析明理，這與孔子的「由博返約」不太相同。當今知識更新速度加快、學科知識愈分愈細的情況下，正確處理博與約的關係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

第四，墨子非常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和學以致用，主張「述而且作」，認為「士雖有學問，而行為本焉」。墨門學子除了學習理論外，還注重動手操作技藝的掌握。墨子學派要求對技藝的學習，不光要記誦，必要時還借助圖解達至掌握，還要懂得動手製作。這與當前宣導學習與生活實踐相結合有較多相似。

第五，墨子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即意志不堅強的人才智也不會通達。君子只要自信堅強，積極進取，「不視人猶強為之」，即使做很困難的事，也一定能夠達到目的。他認為事情之所以能做好，是因為個人的努力，強調個人努力的重要。這亦與「學習投入」、「學生自主學習」有較大的關聯。

綜上，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墨子學派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對世人如何學習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墨子主張「唱（教）和（學）同患（串），說在功」、「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意思是說，教與學是統一的，有學無教或有教無學，功績便沒有了。如果把墨子的「教與學」剝離來看，會發現墨子這種富有人文氣息、「行為本焉」的學習觀念，卻被他「不扣必鳴」、「強說人」、「行說人」以及過於注重實用、技術和邏輯的教的觀念給掩蓋了。恰如前文所言：「強調教導應是主動的，反而學習被描述為被動的了」。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墨子雖然重視學習動機的考察，但缺失了對學生學習情感、理想、學生心聲等心靈的體驗和關照，以至於連墨子最得意的弟子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再者，墨子提出「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來認識客觀事物是巨大的進步，但在實際中墨子過於依憑「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來判斷。比如，在《明鬼下》中，墨子堅持「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以說明鬼神的存在。當然，這也是那個時代帶給墨子的限制。

由於能力所限，在此所梳理和提及的是墨子學習觀中的一部分，有待以後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更好地發揮對學習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