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生活時代相距二千年的思想家，對政治經濟的思考，對人類歷史都有過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和我們今天極為關切的環保議題有很大關係，因而引起我們對他們思想的基本前提加以比較的興趣。
荀子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對政治經濟學的思考都以人性為出發點，都從各自對人性的了解去尋求一符合人性必然的「富國」方法。正正由於對人性理解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思想，各自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產生了不同的作用，最終影響到全球物種的生存環境。
人類天性是自私的
斯密對人性的看法，繼承他的老師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看法。休謨認為：「人類天性是自私的……所以人類不容易被誘導去為陌生人的利益作出任何行為，除非他們要想得到某種交互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只有通過自己作出有利於別人的行為才希望可以得到的。」又說：「這一切都是人性中自然的、固有的原則和感情的結果；這些感情和原則既是不可改變的……不論道德學家們或政治學家們如何為了公益而干預我們，或是企圖改變我們行為的經常途徑，那也是徒勞無益的。」（北京商務關文運譯《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頁559－561）
故此，道德只有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可能在社會中產生力量。因此，「人們通常把正義下定義為：使每個人各得其應有物的一種恆常和永久的意志。」「利己心才是正義法則的真正根源；而一個人的利己心和其他人的利己心既是自然的相反的，所以這些各自的計較利害的感情就不得不調整得符合於某種行為的體系。這個包含着各個人利益的體系，對公眾自然是有利的，雖然原來的發明人並不是為了這個目的。」 （頁567及569）這樣，人性中自私或自利的特點，便從自然的變成合理的、合法的以至正義的、道德的。
斯密不但在他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接受了他老師這種人性論，更在他影響深遠的政治經濟學鉅著《國富論》中發展了老師有關「正義」的觀點。他以人類經濟生活的現象來證實休謨對人性及正義的論述：人們並不自願或有意做出「正義」的事，只是在各自為己的自利行為中，無意中做出了「正義」的事。他於是以「一只看不見的手」為喻，提出了他在政治經濟學上的主要觀點：
在任何時候，土地產品供養的人數都接近於他所能供養的居民人數。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儘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福利，並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北京商務蔣自強等譯《道德情緒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頁229－230）
他還進一步把人性的自利和貪婪看成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
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欺騙我們。正是這種矇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正是這種矇騙，最初使人耕種土地，建造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使以於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 （同上書頁229）
這種對人性一廂情願的浪漫思維，在往後幾個世紀中，的確造就了一個資本家的夢，但其他人卻不斷受到剝削，分享得的成果愈來愈少，愈來愈不成比例。經過這幾百年的歷史，我們已清楚地看見了斯密哪只所謂「看不見的手」。那其實就是一直控制着大局的資本家之手，它控制着土地、農業、工業、貿易，通過銀行系統控制了生產和消費。
更嚴重的後果是：斯密的政治經濟理念不但放縱了資本家的欲望，也帶動了其他人欲望的不斷膨脹——大家都羨慕資本家生活的舒適、豪華與奢侈，努力不懈地模仿、學習、看齊，經歷了三個世紀，已走到魯迅在20世紀初預言的局面：「不知縱令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過度，傾向偏趨，此外諸端，悉棄置而不顧…..失文明之神旨……歷世精神不百年而盡矣。」（〈文化偏至論〉）
過於強調自利 阻礙人類視線
不斷放縱自利的本性固然促進了科技和物質生活的發展，但自利的欲望卻是一個無底的黑洞，無論物質條件怎樣改善都無法填滿。休謨和斯密師徒把自利「正義」化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自然資源的形成或生長也有其自身的過程和規律。他們更沒有考慮到，無條件地把「自利」作為一種正面動力給肯定之後，由此而生的欲望，便可以變成一種主觀的、超現實的思維，迅速擴大，障礙了人類的視線，使他們無法對自然和社會作客觀、理性的觀察與思考。斯密熱衷於藉欲望的動力「改變世界的面貌」，這就是荀子說的企圖使「物屈於欲」：即硬要令物質文明發展的速度屈從於欲望膨大的速度。到了今日，過度開發造成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氣候變壞等等人類及其他物種的生存危機，其原因不能不歸咎於休謨、斯密師徒對人性觀察的錯失與誤導。
休謨、斯密師徒對人性觀察的錯誤，在於他們認為人性中的自利傾向是不可改變的，只好順着它走；更大的錯誤是認為順着它走不但沒有問題，而且在各自謀利的過程中，因需求的不同自動調整，達到各得所求的平衡狀態。他們對社會經濟運作的構思是：富人為了滿足窮奢極侈的欲望，便會把土地讓窮人去耕作，建立工廠讓窮人去製造產品，而窮人拿了小量的收成和工資也同時滿足了養家餬口的需要。他們所謂非出於自願而無意中為社會其他人謀了福利，說穿了其實就止於為窮人分一點可以維持生命的資源，好使他們有體能繼續為富人開發、生產物資，製造財富。
雖然他們也像荀子那樣了解到富有天下，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聲樂甚大，台榭甚高，園囿甚廣，「是人情之所同欲」，卻不考慮大多數人「同欲」而不得滿足則必引起爭奪、混亂的後果。他們所期待的「自動調節」，在現實上是一次又一次的爭奪與混亂，而這些爭奪主要在富人之間，窮人往往成為無辜的犧牲者。這種爭奪，由人與人之爭發展到國與國之爭，引發暴亂、戰爭、資源的虛耗、整個物種生存環境的污染、破壞……這是仍然是我們天天都看到的結果。
休謨、斯密師徒對人性自利的觀察，無疑以過度樂觀的推理遮掩了欲望可能產生的災難性的負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人性向好轉化的評估，卻是消極的、武斷的，完全否定了人類對欲望有理性節制或感性轉化的能力。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2000多年前的荀子的觀察比他們準確得多，對相關問題的考慮，也周全得多。荀子以自己所觀察和了解的人性情況為出發點形成的治經濟學，被漢代及以後歷代賢君賢臣吸收，即使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也某一程度做到：節欲以養欲，以禮義為分，兼足天下的構想，在兩千多年中，養活了世界最龐大的人口，而中國的神州大地，也基本保持了生態平衡。
荀子：不只在一國之富，而在天下之富
荀子的政治經濟學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富國」視野，並不只在一國之富，而在萬國之富，天下之富。他反對兼併他國以自富的「一國獨富」政策。他指出：「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諸侯臣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原因是真正的王者，並不需要佔據廣闊的版圖和資源，只以「兼足」之德統一天下，而霸者則以「兼併」之「獨富」以統治四海。荀子也並不只從政治倫理去考慮，他理性地認識到：兼併獨富的局面，在現實上是不可能長久的。
他批評當時行兼併政策最成功的秦國說：「地遍天下也，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合一而軋己也」。秦兼併天下之後，為保江山，不以德而以力治國，果如荀子所料。賈誼論秦之亡曰：「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應者，其民危也。」（北京中華書局《史記》頁284）秦國祚止於二世，似乎早已被荀子預見。
斯密從自利的人性觀形成的政治經濟學，採其說者，國策必是強秦「污漫、爭奪、貪利」的一國獨富。18世紀後西歐殖民帝國紛紛興起，兼併歐、亞、非弱勢國家、霸占新大陸遼闊版圖，各以基督教的普世救贖「福音」和近代民主理念包裝那隻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把它伸向全球每一角落。經幾個世紀的角力、爭奪，終成了美國一國獨大、一國獨富之局。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又是軍事裝備最強，資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卻天天說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脅和侵略。這不是跟二千多年前秦國「諰諰然常恐天下之合一而軋己也」的心態一樣麼？
「9‧11」事件後，美國為反美的恐怖主義所震慑，但其貪念無改。美國以「反恐」為藉口肆意揮軍侵略阿富汗、伊拉克，攻其城，入其國，控其政，接着又在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大搞所謂「顏色革命」，打着民主的旗幟，實行明目張膽的恐怖主義，其司馬懿之心豈不在中東與北非的石油資源？豈不與其一國獨富與獨大的國策一貫？
荒謬的是：奧巴馬上任什麼也未做過，就拿了個諾貝爾和平獎，而他從第一任到了第二任的「和平外交」竟都是「重返亞太」，縱容日本和菲律賓在東海和南海挑起領土糾紛。原因何在？還不是獨富與獨大的心態作祟！最近美國情報人員斯諾頓（Eward Snowden）揭露的「稜鏡」資訊監控醜聞，更震驚全球，連其盟國亦紛紛提出抗議，那不是重現了賈誼描寫秦代的情境：「自君卿以下至於庶眾，人懷自危之心」麼？以反恐為藉口，美國推行的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目的何在？依然是爭奪資源，販賣軍火，維持其一國獨大與獨富。
共存共榮的「富國」論，是荀子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不但中國人自己要重視，也值得全人類好好參考。荀子的「兼足」思想，其實是漢儒《禮記‧禮運》「大同社會」經濟基礎一個具體的構思，有了這樣的經濟理念，「大同社會」就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中國夢」不應在「小康社會」中止步，必須向「大同社會」邁進才不辜負老祖宗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