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不少美西方的政客、學者和媒體批評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卻不太願意履行國際道義責任。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愈來愈多參與到各種國際性的公益、護航、救援、維和、勸和促談、對外援助等工作，然而這些工作卻尚未得到美西方的欣賞和肯定。相反，美西方慣常把中國這些工作視為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謀取地緣政治利益和提升國際聲譽的自利行為。更甚者是它們批評中國行動的目的是要削弱西方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離間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它們經常批評中國侈談空洞的道德原則，但對於實際解決問題沒有幫助，甚至質疑中國在「渾水摸魚」。
中國作為和平締造者的角色逐步增强
事實上，隨着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上作為和平的締造者的角色也在逐步增强和愈來愈顯著。美國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奧莉安娜·斯凱拉·馬斯特羅（Oriana Skylar Mastro）在其《暴發戶：中國如何成為一個大國》（Upstart: How China Became a Great Power，2024）一書中臚列了在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爆發前中國運用其影響力推動和平的有效行動。她指出：「事實上，中國在幾場備受矚目的危機中將自己定位為和平締造者。1998年，核試驗造成緊張局勢後，中國支持聯合國安理會（UNSC）決議敦促印度和巴基斯坦簽署《核不擴散條約》（ NPT ）。 2008年孟買襲擊事件後，北京再次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開展穿梭外交，並於2017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開展穿梭外交，當時阿富汗指控巴基斯坦窩藏塔利班武裝分子。自2010年以來，中國間歇性地作為調解人參與緬甸的內部安全與和平進程，與緬甸官員和8個民族武裝組織舉行了各種會談。」、「中國在將朝鮮和其他參與國帶到六方會談的談判桌上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六方會談是2003年至2009年多國努力透過外交協議實現北韓無核化的努力。」
此外，「北京還不只一次對蘇丹進行干預，幫助交戰各方遵守2005年的《全面和平協議》和2015年的《南蘇丹和平協議》。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中國會見了塔利班的領導人，展示了中國在阿富汗和平進程中的關鍵角色。」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有關敘利亞問題的討論，為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中方又致力於推動緬甸早日實現政治和解與民主轉型，積極推動緬甸軍政府與少數民族叛亂組織鬆散聯盟的對話與談判。
中國在衝突中扮演勸和促談角色
近年來，世界並不太平，區域性的戰爭和摩擦此起彼落，嚴重損害全球經濟發展、糧食供應、航運、能源供應和供應鏈的穩定，不少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受害尤甚，其中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所引發的後果尤其嚴重，不但造成了極其巨大的人命和財產的損失，也帶來了令人慘不忍睹的人道災難。更讓人憂心不已的是這兩場危機有外溢的可能，果如是的話對全世界的和平和發展將會構成更駭人的威脅。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熱切要求盡快結束這兩場戰爭。然而，在這兩場戰爭中，美西方國家是利益攸關方，在相當程度上甚至可以説是戰爭的始作俑者和戰略受益者。
在以巴衝突中，美西方一面倒支持和袒護以色列在加沙地區進行匪夷所思的大規模殺戮和製造人道災難，要求美西方出手結束以巴衝突實在是緣木求魚。更重要的是，美國近年來的行徑已經侵蝕了其道德地位，以及削弱了其作為和平締造者的資格。用喬治城大學戰略研究榮休教授切斯特·克羅克（Chester Crocker）2024年5月在《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中的話來說，「可悲的是，美國政府在平民保護和人權方面在烏克蘭和加沙採取雙重標準，讓破壞國際規範變得更容易。這種行為實際上有助於中國攻擊美國在非洲的軟實力，並削弱美國在聯合國的外交努力。」 
今天，除了中國外，世界上所有大國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的4個國家都捲進了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漩渦中，並成為了利益攸關方。期望它們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不切實際。以此之故，不少國家包括小部分西方國家自然地期望中國作為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一個大國能夠充當一名和平締造者。為了回應國際社會的訴求，中國在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中一直積極發揮促進和平的作用。
中國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推動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上，中國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俄烏戰爭上，中國以「中立者」或「非利益攸關方」的身份進行斡旋，對象不單是俄烏雙方，也包括西方國家、全球南方國家乃至梵蒂岡。在以巴衝突上，中國選擇與國際社會一道秉持公平公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向以色列和美國施加政治和道德壓力。誠然，單憑中國的努力不足以馬上結束這兩場嚴重危機，但仍然會為它們的最終結束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畢竟，任何戰爭最終都會以和平談判方式結束。即便目前阻撓參戰各方進行政治談判的因素仍然强固，而之前的一些推動對話的努力最終都徒勞無功，然而近期一些和平的曙光卻已經顯現，而中國日後作為和平締造者的角色將愈趨舉足輕重。
針對俄烏戰爭，外交部長王毅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堅持勸和促談。習近平主席親自同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在内各國領導人深入溝通，中方專門就此發布立場文件，多次派出特使穿梭斡旋，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個目標，就是為止戰和談鋪路架橋。」2023年2月24日，中國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主要内容包括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火止戰、啓動和談、停止單邊制裁、推動戰後重建等12條主張，核心就是勸和促談。
2024年5月23日，王毅在北京會見巴西總統首席特別顧問阿莫林 （Celso Amorin），雙方就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呼籲局勢降溫深入交換意見並達成6點共識。中巴呼籲各方遵守局勢降溫「三原則」，即戰場不外溢、戰事不升級、各方不拱火。中巴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各方應為恢復直接對話創造條件，推動局勢降溫緩和，直至達成全面停火。中巴雙方支持適時召開俄烏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對所有和平方案進行公平討論的國際和會。此外，中國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就俄烏戰爭問題已經到不同國家進行了四輪穿梭外交。
針對以巴衝突，外交部長王毅指出：「中國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始終致力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全面、公正、持久解決。我們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呼籲個別安理會成員不要再為此設置障礙。我們倡議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制定落實『兩國方案』的路綫圖和時間表。我們主張以巴雙方盡快恢復和談，最終實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國家和平共處、阿拉伯和猶太兩個民族和諧共存。中方將繼續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恢復和平奔走，為挽救生命努力，為匡扶正義擔當。」2024年7月23日，包括宿敵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內的10多個巴勒斯坦派別在北京簽署名爲《北京宣言》的聯合聲明，誓言組成臨時聯合政府。此次會談是哈馬斯和法塔赫代表今年第二次在北京舉行，而首次會談同樣是由北京促成。
該文件呼籲成立巴勒斯坦聯合政府來監督巴勒斯坦領土──包括加沙和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並為最終的大選奠定基礎。中國邀請中俄和地區重要國家共同監督《北京宣言》的實施，以確保其實際執行。為走出當前衝突困局，中方倡議「三部走」：第一步是推動加沙地帶盡快實現全面、持久、可持續停火，確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進入。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則，攜手推進加沙戰後治理。第三步是推動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並着手落實「兩國方案」。中方主張應該支持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來結束以巴衝突，並就此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
戰爭的分歧和困局
中國在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上的嚴正立場都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反映了國際輿論的主流，而兩個方案的核心内容都包含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相關的決議之中。然而，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如何結束戰爭的立場南轅北轍，短期内難以彌縫。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與烏克蘭和談的條件是：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意圖，從俄羅斯聲稱擁有主權的4個地區──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和札波羅熱地區（Donetsk, Luhan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regions）撤軍，基輔承認俄羅斯對這些地區的主權。烏克蘭則對普京提出的停戰條件斷然拒絕，反而要求俄羅斯從被侵佔烏克蘭的領土撤出並追究戰爭責任。
與此同時，支持烏克蘭的美西方也沒有結束戰爭的意向，反而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較先進的武器和裝備，甚至容許烏克蘭使用那些武器和裝備入侵俄羅斯本土。美西方不能容忍其在俄烏戰爭中落敗，否則不但美西方的國際聲譽和公信力蕩然無存，連帶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亦要面臨崩塌。因此，縱然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有結束戰爭的意圖，短期内要啓動和平談判存在着難以克服的障礙。
長期以來，巴勒斯坦各派別在核心問題上的分歧，比如政府的組成方式、對國土的看法和對待以色列的態度，使得達成和解協議近乎不可能。現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則對《北京宣言》的態度消極。更為複雜的是，各派別背後都有不同的國際支持者，而那些國家的利益衝突進一步加劇了巴勒斯坦内部的齟齬。縱然如此，《北京宣言》確實仍然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它代表着巴勒斯坦各派別對於如何結束以巴衝突上的立場趨向一致。不過，毫不意外地，以色列强烈譴責和斷然拒絕《北京宣言》，美國的態度也欠積極。目前，以色列政權被極右勢力所掌控，極右勢力不但反對「兩國方案」，而且蓄意要吞併加沙地區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地區，而大多數以色列人民又不贊同「兩國方案」。在這種情況下，要結束以巴衝突難度極大。
對於中國提出有關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立場和方案，美西方的政客、專家和媒體的態度甚為輕蔑。他們認為中國的方案只是「唱高調」，「擺姿態」，實際上不可行。他們批評中國提出立場和方案的目的是要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地位和政治聲望而並非是要解決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偏幫俄羅斯，並通過雙邊貿易强化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和作戰能力，中國因此不是「中立國」。他們譴責中國過度倒向巴勒斯坦，所以中國沒有資格調停以巴衝突。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中國對烏克蘭和以色列乃至對美西方的影響力或者獎懲能力有限，所以難以改變它們的態度和行為。不過，各方面也承認，在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後，深受戰爭蹂躪的地方特別是加沙和烏克蘭都需要進行涉及巨大費用的戰後重建工作，被譽為「基建狂魔」的中國的參與更必不可少，中國也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左右交戰各方的行為的影響力。
誠然，美西方這些看法不無道理，但卻忽視了中國在締造和平上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今天，各方面希望儘快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意願正在不斷提升。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因為俄烏戰爭而蒙受巨大的損失，早日結束戰爭對自己有利。美西方也意識到俄羅斯不會因為俄烏戰爭而垮掉，反而促使俄羅斯更倒向中國，所以繼續消耗大量資源不但缺乏戰略意義，更會讓美西方得不償失。西方國家内部的厭戰情緒不斷升溫，要求削減對烏克蘭援助的聲音越趨響亮，美西方政客不得不對民眾的訴求作出回應。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在以巴衝突中毫無底綫地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區大肆殺戮、拒絕停火和否決「兩國方案」，導致美西方在國際上陷入政治孤立和道德危機。
以巴衝突再繼續下去，美西方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盡早結束巴以衝突符合美西方的根本利益。在愈來愈多國家希望早日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大環境下，國際社會自然希望中國在勸和促談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美西方也清楚知道中國比美西方對俄羅斯和巴勒斯坦更有政治和道德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和俄羅斯、烏克蘭和以色列的之間的密切經貿關係也讓中國對交戰各方都能説得上話。
中國在國際上推動和平的曙光
儘管中國難以具體左右交戰各方的行為，但中國卻能夠協助營造一個有利於促成各方走向對話談判的政治氛圍和國際壓力。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努力，國際上要求盡快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停火協議乃至最終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呼聲愈來愈大，對交戰各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以巴衝突爆發後，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團結性不斷加强，在中國的斡旋下，一些中東地區的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更經歷了多次重大和解進程。《北京宣言》的背後，是中國推動了巴勒斯坦内部團結，提升了巴勒斯坦在國際的合法性，也改變中東地區的力量對比，從而給以色列和美國施加更大的國際壓力。
中國在勸和促談上的努力，其實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烏克蘭外長德米特羅·庫萊巴（Dmytro Kuleba）今年7月來到北京，討論結束與俄羅斯戰爭的途徑，這是他自莫斯科於2022年2月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首次訪華。這表明了烏克蘭對於儘快結束俄烏戰爭的意願，也反映了烏克蘭重視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同樣地，美國對以巴衝突中的態度也有所鬆動。美國開始擔憂因過度偏袒以色列而蒙受戰略損失和在國際上成為眾矢之的而開始採取補救措施。美國資深戰略學者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今年8月19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文稱拜登政府對以色列開始採取「獨立行動」策略。
他指出：「2024年2月，美國在否決了三項被認為對以色列不公平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後，不顧以色列的抗議，提出了自己的一項決議，要求暫時停火。該提案因過於關顧以色列的擔憂而立即被中國和俄羅斯否決，但在一個月後，美國對以色列要求其否決的另一項決議上投了棄權票。」哈斯所指的是聯合國安理會於2024年3月以14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美國）通過了由10個非常任理事國（E-10）提出的決議，要求在齋戒月（Ramadan）期間加沙停火。這項2728號決議也呼籲立即釋放人質並確保人道援助進入加沙。安理會拒絕了俄羅斯提出的要求永久停火的修正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表示，她的代表團「完全支持」該草案的關鍵目標。稍後，美國甚至「被迫」主動提出一項以巴停火的「最後計劃」。該協議將以為期6周的停火、用大量以色列人質交換以色列監獄中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從加沙地帶人口稠密地區撤軍開始。然後，這將導致有關永久停火、以色列全面撤軍和加沙重建的談判。
由此可見，儘管結束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的路途仍然十分遙遠，但曙光已現，而中國作為和平締造者的角色將會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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