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英氣：阿咩正傳》一書描繪了一段另類的香港現代史。當中的主角阿咩，即筆名石中英的楊向杰在最近的視頻節目《流金歲月》中邀請不同嘉賓對談，藉此還原當年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情況，當中包括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先生，談談一段關於香港托派（托洛斯基主義）的舊事。本社重新發布一篇施先生2004年評論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的文章後，續發表陶傑評論香港托派和梁國雄的文章如下。
六四之夜，一個穿印有哲古華拉頭像T恤的男子，在維園附近被警方帶走。警方懷疑，哲古華拉頭像就是黑暴和反共的圖騰。
然而，哲古華拉是50年代拉丁美洲信奉共產革命的毛派，以美帝國主義為鬥爭對象，而且與卡斯特羅是好朋友。由於拉丁美洲的文化背景，哲古華拉沾有一層浪漫色彩。少年時曾騎電單車，漫遊拉丁美洲，訪貧問苦，令西方大學知識分子傾倒一時。
哲古華拉和托洛斯基，一個是阿根廷人，一個是俄國人，卻是共產主義的兩支。共產主義的思想像八爪魚，對全球各地的許多年輕人都有吸引力，尤其是懷才不遇、無法向上流動到精英階層的那一類。
哲古華拉在香港，只限於長毛穿的那件T恤的一個頭像。從來不成為一個派別。
對西方戰後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左派理論，香港殖民地政府一向有戒心。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理論，在港大社會系淡化處理，並多出來一個叫做社工系的實用學科，協助政府照顧基層貧弱民眾。
70年代，香港戰後一代與西方的思潮接軌。香港大學出現所謂社會派。另外還有少數去過法國「流浪」，接觸共產國際在巴黎的殘餘勢力，再讀兩本書，即以崇拜在蘇共內列為極左的托洛斯基為時尚。
香港托派思想的引入
托派，在香港的非正式繼承人，是已逝世的社會運動家吳仲賢。當時還加上半個岑建勳（岑建勳從來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是喜歡享受的搵食分子）。岑建勳與香港時尚界名人劉天蘭結婚，結識了時裝老闆潘迪生。潘迪生開設德寶電影公司，岑建勳和陳冠中成為電影創作人。而潘迪生也捧紅了來自馬來西亞的楊紫瓊，並娶其為妻。
80年代香港的欣欣向榮。名和利，溶化了一些口頭革命的香港托派分子。只有吳仲賢甘於清貧，躲在書房，辦銷量極少的雜誌；崇尚托洛斯基及哲古華拉，繼續他唐吉訶德大戰風車的革命鬥爭。
少數幾個托派分子，在香港灣仔譚臣道一間書屋的編輯部，辦了一、兩本雜誌。聲音十分微弱，吹奏起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中環的寫字樓與觀塘荃灣的紡織廠老闆，無人理會這種邊緣的貨色。殖民地政府營造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環境，香港工商百業興旺，主流工作勤奮，中產、基層皆可以不同方式享受生活。
香港這少數幾個的「信仰」，只是兒童發育到少年時期的青春痘與夢遺。
不予承認的左派
在香港，中共是代表共產黨的正統勢力。毛澤東建立了政權，而且與蘇聯決裂，凡與蘇聯共產勢力有關的人物與思想，全部在排斥之列。甚至古巴的卡斯特羅、史太林的死敵托洛斯基，對於非黑即白的中共及在香港的左派，是個比所謂港英更危險的敵人。
六七暴動平息後，社會主流對親中左派倍添反感。加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遭五花大綁的浮屍，由西江漂來流浮山，令港人更為恐共。
「左派」在民間卻另有一支，香港新華社不予承認，沒有收編。除了奉中共為正統的港大學生會的「毛派」，還有更少數原是共產黨體系中，從屬於托洛斯基脫離蘇共後於巴黎創辦的第四國際的「托派」。
第四國際與列寧和史太林領導的第三國際，一樣信奉共產主義。在俄羅斯，另有一股主張加入議會的溫和勢力，認為吸引選票進入議會，推行共產主義，是避免流血的方法。這批人以猶太人伯恩斯坦為領袖，但遭到列寧批判，是為第二國際。
第三國際，是列寧死後、史太林與歐洲保加利亞和捷克的共產黨組織，在歐洲成立及招募會員的機構。周恩來在法國時，就是被第三國際的保加利亞黨書記招募入共產黨。
共產國際煙消雲散，但仍有幾個在流浪巴黎的書生，堅持托洛斯基的共產主義原教旨思想。他們其實並無官方地位，只是如一群流浪狗，稱之為第四國際。他們不信奉史太林、也不認同毛澤東，奉托洛斯基為正統。
有如伊斯蘭教，其邊緣的極端勢力，有阿蓋達、塔利班、伊斯蘭國。所有的極端思想發展到盡頭，人數會愈來愈少，信仰暴力的偏執，卻愈來愈強。
托派相信，由資本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主張「繼續革命」、「世界革命」，及推動建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同時，第四國際因強烈批判逐漸走向官僚化的蘇共政權，被視為左翼陣營中最大的反對派。
中國托派歷史與在港活動
中國托派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紀20年代。中共1921年創立，接受第三國際直接指揮，跟隨史太林的「革命階段論」，相信下一個革命階段是資產階級革命。
其後，共產黨徒奉史太林之命加入國民黨，支持其資產階級革命，滲透擴大影響力，不料遭蔣介石清黨，大受重創。托洛斯基當時反對史太林，認為中共應直接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清黨結束後，一些中共領導人如彭述之，認同托洛斯基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方向，便脫離中共組織，成為托洛斯基追隨者。
1929年毛澤東在井岡山清算異己，殺了一批自己人，安插的罪名就是「托派分子」。是否和托洛斯基有關，就不得而知。從此在黨內，一旦被指為托派，罪名與「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相同。
中共建政初期，托派仍以「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之名，繼續流浪逃竄。1952 年毛澤東發動「大肅托」，開始拘捕和關押。有些僥倖逃外，特別是香港的一支，竟得以在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土壤上生存。中共有新華社，為其非正式的中國大使舘。當然，托派沒有正式組織，初期活動要比中共建國前在港時更低調，更添神秘。
70年代初的香港，繁榮昌盛，托派也開始活躍。保釣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反貪污捉葛柏，還有前讀書會分子司徒華領導的教師工會參與1978年的金禧中學事件，都是戰後成長一代的知識型年輕人自發的社會抗爭。
吳仲賢與歐洲的中國老托派分子取得聯絡，有些信徒更巴黎的第四國際總部建立了關係。香港的3個托派單位，分別是「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出版《戰訊》）、《十月評論》 和新苗社（後改稱「先驅社」，出版《新苗》和《先驅》）。
其中《十月評論》和革馬盟可被視為老托派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在香港的繼承者。前者奉彭述之為精神領袖，後者尊王凡西為祖師爺。《十月評論》雖是第四國際在香港的機關刊物，由於一直專注出版和論述，較少直接介入政治。反而較積極革馬盟參與者，後來不少都成為政商界知名人物，包括施永青、梁國雄、梁耀忠、劉山青、吳仲賢、岑建勳等。
另外，莫昭如等人，在1970年創辦了《70年代》雙周刊（左派貶稱為「七窿」，以區別由李怡等創辦的親中左派《七十年代》），試圖在左、右兩派意識形態之間，搶佔理論空間。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天安門有大批民眾聚集，悼念周恩來。詩句中，「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等，對中共領導層表示極度不滿，悼念活動隨即遭官方鎮壓驅散。香港有激進人士，其中不少屬托派，為聲援是次抗爭，後來成立了「四五行動」，活躍成員包括梁國雄。
托派在「火紅年代」曾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在整個香港左翼政治光譜上，托派最為激進：既反資本主義和殖民地政權，也反中國共產黨，並認為其官僚集團篡奪了國家權力，把後者視為「墮落的馬克思主義者」。
香港托派組織與左翼運動
1989年，北京學運爆發，為團結不同界別以支持學生，便衍生出由司徒華帶領的支聯會，而四五行動也成為其中一員。托派成為了中共眼中的反對派，香港親中左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1974至1977年，親中報章《新晚報》一連刊載了10篇批判托派的評論文章。作者筆鋒尖銳，理論根基紮實，不禁使人猜測，這是新華社組織的寫作班子，開展一場對托派的攻擊，一度牽動了香港托派的神經。
《十月評論》以重磅文章〈反擊石中英的批托謬論〉「回應」，其後更集結力量，撰寫專書《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開展筆戰。
多年後，這些人才知道這個石中英，當年只是個20餘歲的毛派文青、私校聖思定英文中學的數學老師，亦即是《英氣──阿咩正傳》的主角楊向杰。
同就讀於金文泰的「長毛」梁國雄，稱學兄楊宇杰為「咩哥」。阿咩曾在《新晚報》「學生樂園」煮飯仔俾「小喇叭」食。多年後，楊演化為紅色商人（《英氣──阿咩正傳》一書有詳細敘述）；暱稱為「小喇叭」的梁，曾貴為立法會議員。巧合的是：二人皆先後淪為特區政府及港英的階下囚。
今日，楊某堅持不參與政治。為撫平「後暴動創傷情意結」，聯絡了一些1967年的前囚友，撫今追昔、感懷身世一番。對2019年的香港抗爭年輕人，有一番含蓄而難以表述的同情。黑衣下的那股躁動之中，彷彿看見16歲的自己。
前度托派的圍爐者施永青，也一早背離了革命理想，投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資本主義洪流。適逢香港70至90年代「由治及興」，地產代理生意讓他成了億萬富豪。
真正的左派梁國雄，卻因為所謂的《國安法》罪名，囚禁獄中。
造化弄人，還是人性的愚昧盲點？
革命浪漫，到頭來乃水月鏡花一場？
《流金歲月》第二集系列文章：
- 石中英：托派對「通貨展」的拙劣表演
- 李若浮：香港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評70年代的石中英與托派論戰
- 施永青：長毛當選後怎樣？──香港托派舊事
- 陶 傑：香港托派和梁國雄──《英氣》背景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