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以巴戰爭觸發的美國校園示威浪潮，雖然暫時平息，但餘波未了。繼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馬吉爾（Elizabeth Magill）在去年12月辭職，哈佛大學校長蓋伊（Claudine Gay）也在今年1月請辭，另一家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則在上周宣布辭職。
沙菲克向師生發的辭職電郵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園示威，令哥大「陷入混亂，且難以克服大學社區內的歧見」。她請辭是為了「能夠讓哥大渡過未來的各種挑戰」。
大學與現實政治
大學曾經被視為象牙塔，不理世務，只專注於追求知識、尋找真理，很多時候會跟社會脫節，令人覺得象牙塔內的人是「不食人間煙火」。這種理想化的境界，其實僅曇花一現。大學在大部分日子，其實都跟現實政治糾纏不清。
西方大學的緣起由宗教主導，文藝復興之後開始走向世俗化，到近代19世紀進一步走向結合實證研究與教學、着重學術自由的洪堡（Humboldt）模式，開啟了20世紀以美國高等教育為主流的現代大學格局。
至於中國近代的高等教育，則主要由西方傳入，也跟宗教有密切關係。1571年耶穌會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校──聖保祿公學；1594年升格為大學，以聖保祿學院的名稱正式註冊，被視為中國第一家大學。
晚清洋務運動之後，一批以學習西文、西藝為主的近代官辦新式學堂紛紛出現。其中，北洋大學堂被視為中國第一所被政府冠以「大學堂」之名的高等學府。從晚清開始發展的中國現代大學，不管其成立背景為何，但都緊扣救國、強國的使命，大學教育因此絕不離地，相反務實得很。而大學生的救國意識，在國家飽受列強欺凌的時代變得洶湧澎湃，中國的大學生因此有悠久的愛國抗爭傳統。
西方的大學教育雖然源自宗教，但世俗化的發展，令大學從教會機構逐步轉向成為國家體制一部分。很多國家的大學都由政府管理，政府也為高等教育制定一系列政策和發展方針，大學經費也主要來自政府，教職員都是公務人員。換言之，政府從教會手上「接管」大學之後，大學就要配合國家發展。名牌大學是代表國家實力和榮耀的象徵，大學在培育人才、吸引人才方面，都成為國家的競爭力。美國在國際上的強大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大學能夠吸引來自全世界的學術精英。
不同勢力都想左右大學決策
隨着大學在很多國家／地區的發展扮演愈來愈重要角色，很多不同勢力都想影響大學的發展方向，甚至希望能夠直接或間接左右大學的決策。
美國校園因以巴戰爭而起的衝突，觸發點是以巴最新一輪戰爭，但其實也涉及美國近10多年來在言論自由、平權運動、大學捐款等問題上的衝突，藉校園風波來一次大爆發。
校園衝突，其實是美國社會撕裂、矛盾對立的縮影。近10多年，尤其是民主黨奧巴馬上台做總統之後，美國社會左右兩派的觀點和立場，形成愈來愈尖銳的對立──在右派眼中，「左膠」表面上支持言論自由，但實際上左派的邏輯是：如果你想擁有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那就必須要「壞人」收聲，包括右翼的保守派，及不贊同左派觀點的人。
這次右翼的反攻，是認為校園內的大學生只傾向同情被壓迫的巴勒斯坦人，卻無視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綁架、暴力等行徑，學生根本不願意聽支持以色列一方的意見。右翼也認為，美國高等教育沒有教學生開展有意義的辯論。近期美國校園衝突，右翼（主要是共和黨議員）正是指摘大學管理層沒有落實「真正」的言論自由，反而縱容校園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令學生一面倒支持巴勒斯坦（可參考Greg Lukianoff 的著作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至於平權運動，也是左右派「開火」的主戰場。由左翼、自由派推動的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公平、共融）是重視小眾、支持弱勢、包容非主流的一場運動。反映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上，就是規定大學──包括長春藤名校──都要收錄一定比例的弱勢族群學生，以實踐DEI的理想。
2023年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學的照顧弱勢種族招生政策違憲。Tesla創辦人馬斯克去年底在社交媒體X發文，更直言”DEI must DIE”。
已經辭職的哈佛大學校長蓋伊，去年底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時被議員窮追猛打，其中一個原因是，右派議員認為這名黑人女性校長能夠領導一家世界一流大學，只是得益於多元政策而非學術成就。沒多久，蓋伊就被指學術抄襲，終於辭職下台。很明顯，一些跟以巴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的價值取向分歧，反而是右派政客藉校園示威機會逼走大學校長的深層原因。
但最有威力的殺手鐧，仍然是錢。大學金主把這方面的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富豪干預校政 令人反思私立模式
康奈爾大學校友、大學捐款人林賽斯（Jon A. Lindseth）要求學校董事會解僱校長波拉克（Martha E. Pollack），理由是校長壓制校園內的公開辯論和「理性探討」。林賽斯的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名為「康奈爾言論自由聯盟」（Cornell Free Speech Alliance）的組織，主要立場就是要廢除大學的DEI政策。
林賽斯在他的公開信中表示，康奈爾不再關心「發現和傳播知識」，只關心遵循DEI信條。他要求各校董認真審視他的提案，不然就會考慮撤銷捐款。
富豪以捐款人身分干預校政、左右校長的去留，令人反思美國向來引以為傲的私立大學模式──它的好處是，本來大學在財政上不須依賴政府，經費主要來自捐獻，這樣就可以減少政府干預大學，令大學能夠享有更大的學術自主。但從最近的美國校園風波發展來看，金主的橫行霸道，似乎改變了很多人的認知。美國媒體有意見指，現在極少數超級富豪對美國高等教育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
香港回歸之後的高等教育，也發生過不少風波。當時有建議，香港應否考慮把歷史較悠久的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由公立轉為私立，減少政府干預大學的能力，令院校自主更有保障。據知政府高層當年確實跟大學交換了意見，政府願意支付大學10年開支的總額，讓學校有足夠時間過渡為私立大學。但結果為大學婉拒，私有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現代大學是培養人才、開拓知識的地方，必須有精良設備、優秀師資、最先進的儀器、實驗室等，在在需財。單靠私人捐贈，未必可以保證大學財政的穩健。事實上，美國的名牌大學也不是清一色私立；即使是私立，大學也同樣接受政府資助。
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國際上一項重要競爭力。每一個國家／地區要保住或趕上世界前列，政府出資辦一家一流大學是致勝關鍵，但也絕不容易。正是這個原因，香港有5家躋身世界100強的大學，是展示實力的最佳標誌。香港有8家公立大學，都辦得有聲有色（亞洲大部分國家都只得一兩家排名100強的大學）。
香港八大雖然都是公立，但政府以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作為大學撥款機制，建立了一個有效隔開大學與政府、避免政府直接管理大學的模式，令公立大學可在相對自主的情况下，實行學者和專家治校。這應該是香港高等教育辦得特別出色的原因。
大學自主原則 不應變不能變
公立大學管治，最重公開、公正。最近風波不斷的中文大學，又因改校徽一事而生爭議：校董會外聘顧問公司調查，結論是大學管理層在更改校徽過程中「出現誤判」。到底什麼是「誤判」？誤判是否等於犯規？如果是犯規，是犯了哪一條大學規例？
校董會如果認為大學管理層真的有問題，應該公開聆訊、提出證據，把事實搞清楚、把責任弄明白，而不是禁止其他人發聲！公開、透明、理性討論，這才是大學的良好管治。
這個年頭，連大學校長都不易為！美國大學的校長辭職潮告訴我們，很多不同利益集團都想影響、控制大學，但這樣對大學並非好事。大學不是象牙塔，唯大學始終是創造知識、追尋真理的地方。這些工作，都應該是學者的職責。
不管怎樣變，大學自主、學者治校這些原則，是不應變、不能變的。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