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的朋友,經常會問究竟英雄與時勢是何等關係?近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史立德:不一樣的印記》一書,感受到雖說時勢造英雄,但一個時代有很多人,為什麼時勢會選擇了史立德?(為方便行文本文,不稱史立德博士或史立德先生)閱讀全書,可見立德個人的勤奮勞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從書中記述立德的事業是英雄造時勢,英雄時來運到前已有充分的準備,這也是給當下年青人一個重要啟事,也引證了「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之道理,立德就是其中一位在時機來臨前,已「有準備的人」。
另外,現時研究香港地區商業史,有從個別香港商人特質及奮發故事,有從商業機構,有從宏觀研究香港不時代的政、經關係,有從商會、行業特色等,進行探討。然而,較少結合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和個人奮鬥創業歷史關係,進行多元層面及互動關係,進行研究,是次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史立德:不一樣的印記》,就是結合多元層面,展示商人個人的魅力及努力,與香港整體發展關係,此書成功闡述個人能力突破了外在環境控制。此外,現時香港一地的中學人民及社會發展科,要教導香港工商業發展史,筆者也建議教師及學生,可以參閱此書,進行專題研習,增加了解香港商人、商人文化及工商業發展,此書又可以作為個人成長科的參考資料。
書中紀錄史立德的生活史,就是香港工商業發展的寫照,此書被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列為:「城傳系列」,全書內容達到編叢書者的要求,為「香港社會賢達的成長經歷與打拼事業的經過,以及對社會和教育作出的貢獻,希望能啟發年輕一代找到時代的機遇 ,實現抱負,施展才華」(總序)。
史立德為華彩集團創辦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第四十二屆會長,自少在屋村長大,藉個人努力,不斷進修,從事工商業工作。先後獲得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又已任國際企業的主席,仍身體力行,在工作之餘,重返校園,吸收新知,並在工作上運用知識。立德多年從事公益及社會服務,兼任不同範疇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職務,又積極推動香港地區工商業向海內外發展。因為工作表現卓越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更獲大學頒發大學院士及榮譽院士銜,香港特別行政區委任為太平紳士及銀紫荊星章勳銜等榮譽。此書為列入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社的「城傳系列」,依此叢書的編輯所言,是次系刊主要記述與高等院校及社會有貢獻人士,「記述他們的成長經歷與打拼事業的經過,以及並在社會上作出的貢獻,藉此向年輕人,分享他們如何排除萬難,在人生旅途創出高峰」,希望藉保存這些對社會有貢獻人士的故事,獨特奮發精神及人生哲學,傳給年青一代,為發展個人及社會事業的借鑑。書中記述史立德的發奮故事,正可以引證「城傳系列」編刊目的,筆者閱全書,感到此書具有以下特色及補充不少香港工商發展史、香港歷史的教研課題,又可以成為現時中學的個人成長、香港工商業及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教學課題。
不諱言成功人物的艱苦歷程
其一、書中不諱言被研究人物的出身 。依學者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等着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2)一書,指出不少研究對像若為「成功」人物時,有機會諱言「成功人物」在未發跡前的刻苦故事,乃至諱言創傷,故閱讀者要註意作者表述文獻敘述觀點。但研究史立德一書,雖研究當代成功人物,卻沒有諱言被研究對像的艱苦故事。書中第一章已指出史氏成長於一個50年代的香港社會,初中畢業後,便往社會工作,從印刷學徒做起,當時「在印刷公司工作,一時不慎,右手遭捲進啤機內壓傷,……這些經歷對年僅16歲的史立德簡直是晴天霹靂」(頁5;頁12),史氏遂「在留醫期間,心裹感到很焦慮、灰心、徬徨,前路茫茫」,終在友人的鼓勵及個人堅定信念下,努力奮發,立德更言今天他樂助他人的行為,也是「受當年自己曾受傷的經歷所影響」(頁15) 。經此表述,得見立德沒有因工傷而放棄,勇敢面對困難,此可以作為今天青年人、年青商人及在人生路途上遇到困難人士的效法對像。
今天不少研究奉為「成功」商人的傳記,多諱言研究對像曾有投資失誤的史事,但此書不違言立德「不快經驗」。書中第三章記述立德曾受委託為智能電話的公司,設計一個甚具特色的安放電話之紙盒。日後,紙盒製成品更受委託公司稱美,竟有另一間美國公司稱華彩集團直接抄襲,經史氏調查只是「盒子外貌有點相似」,這公司揚言訴訟,史氏處變不驚,終上法庭的事情也沒有發生。又有一間委託設計的公司,不斷壓價,又要求在短時間完成生產工作,正值華彩在農曆假期,工廠只在農曆期間趕工,但此公司「竟然自行設廠生產包裝製品」,以上二事,雖然使立德明白營商策略,但也給立德深明保護知識版權的重要及註意「不會在收到公司來的訂單就立即接下,而是需要經過多番核實及查證」,書中不諱言這些商業運作的困難,從史氏營商經驗,可以為年青商人明白商業運作。而且,書中列出立德遇上事業發展不順暢時,要「不怕辛苦,勇於走出舒適圈,因為『力不到不為財』,希望有創業心的年輕人不要害怕辛苦」(頁53),實是至理名言。
其二,此書把人物放回歷史情景,歷史經驗得與當代人事對話,成為青少年行事的座右銘。除了上文所述,立德堅忍面對工傷困難外,更藉立德創業史事,得見面對時勢,靈活變通的重要,此對於處在新冠疫情後的香港地區商界及青年人面對時世求變通,走出「舒適地帶」(comfort zone)及定出居安思危的策略,甚有啟迪作用。
書中談及不少人遇到身體嚴重受傷,或一時失意,便放棄自己,但立德在康復後,面對挑戰,更因受傷「操作機器及搬動紙張較不方便,就沒有再從事印刷業,而是轉到製衣廠工作」,立德也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年輕時已往夜校上課,也報讀英專;又思考已改往製衣行業時,深感掌握製衣行業知識不足,便往其時香港理工學院修讀時裝設計課程。由此可見,立德自知補足及吸收新知,以便選取轉行的重要。此正好給今天的年輕人明白,一世人會有不少轉行及轉工種的時刻,尤在新冠疫情後,不少行業受到衝擊,新發展的行業應運而生,青年人及求職人士也應不要放棄,時刻作出準備,了解現時社會及職場需要知識,為未來作準備,縱使當下生活困難,仍要堅持,但不是坐下來等運到,而是要充實自己,裝備自己,如立德一樣,待時而動作。
乃至80年代中葉,立德在製衣廠工作已10年,更升為管理階層,此時的香港地區已進入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階段,香港社會及人心動盪,市場波動,立德工作的製衣廠也倒閉,立德因此沒有工作,他幸好在80年代初,參與兄長經營印刷業務,此時香港的電子業及玩具業逢勃發展,也生產了大量原子包裝盒。包裝盒在印刷後,要有特別工序,故「立德獨具慧眼,洞察商機,製衣廠倒閉後,果斷決定重新回到印刷業」(頁23),轉行的決定不是建基在臨時的,而是建基在立德長時間的觀察及經驗累積,在轉工前要對將要轉往的行業具有一定知識,當然也要進修,此又是今天年青人的借鑑。
另外,立德在60年代在印刷廠工作,每天早上8時上班,先為工廠印刷機加添機油,為師傅準備印刷機,至黃昏6時再加班至9時,更要趕往夜校上課,可見立德是一位十分勤力的人。
書中談及立德在職的進修,也應為今天年青商人所效法。立德創辦的企業已成為國際知名品牌公司,整個企業發展已經過鞏固階段,更走向長促的發展,在處理工作及家庭事情上,十分繁忙情況下,仍然努力返回校園進修。書中第三章談及立德受朋友的鼓勵往高等院校進修,終在2005年修讀香港城市大學的EMBA課程,兩年間「每星期上兩三天課,主要在平日晚上及星期六早上到大學校園上課。多年後再過學校生活,由老闆身份搖身一變成為學生,並兼顧公司業務和進修」,但立德「仍然堅持安排時間繼續學業」,而同學中有很多來自着名國際企業的高層人士及傳媒人,立德在參與同學的小組討論及教授授課時,使他了解不同行業的營商策略及專業經驗,課堂學習的知識也得以應用在營運事業上,「學識到學術理論重視條理,思考問題時要有步驟,因此修讀課程的最大得着,就是幫助自己培養系統性思維,……並且得藉着學習到的商業及經濟理論,結合經驗,將思維及決策提升到更高層次」(頁60),也在大學中學習運用新科技處理公司營運,善用人力資源,提升生產能力及效率,立德一再提醒: 「年輕人要不斷創新,自我增值」,此不只是給年青及創業的商人深明進修和更新知識的重要,也正好為今天的父母樹立求學及吸收新知識的榜樣,我們常聽不少家長說很忙,致未能進修或未能在家中拾起一本書閱讀,試問若父母未能建立閱讀及不斷進修榜樣,怎樣說服子女明白進修及吸收新知的重要。
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面貌
其三、本書記錄立德事業發展的故事,不只是把立德放回歷史情景,更保存了香港工商業史、香港社會史的第一手史料。很多學者已指出最好的研究個人的生命史,不只是研究個人的日常生活,更希望註意以個人生活展示時代特色,此書作者成功藉研究史立德,展示50年代至今,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面貌。
書中成功記錄史立德成長於50年代的香港地區。50年代的香港,生活環境困難,史氏在九龍長沙灣長大,舅父在區內辦小學,家人為節省開支便住在小學校舍,父親在紡織廠的食堂工作,因為工廠提供膳食,這就是記錄戰後50年代,自北方南下的香港一地人士,並帶動香港一地紡織業發展,書中表述史氏在工廠的工作,經過以出口為主,銷售往歐、美市場的經貿情況。但於70年代,以出口及製造業為主導的香港,遇到了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對香港紡織業配額限制,乃至70年代中葉的世界石油危機,通脹加劇等經營成本增加,由是推動香港一地由紡織業至塑膠業及印刷業的發展歷程,乃至發展為由勞工密集型至技術密集型的方向。此外,書中也談及紗廠內設有食堂情況,此也是50年代香港大型紗廠面貌。
還有,書中談及當時不少校舍也提供住宿舍,但這些宿舍不是今天較舒適的環境,而是50年代不少書院環境,房間的前方為師生上課的班房房間的後方為住宿,又或房間設計分為上下午上課班房,但在黃昏或有些學校在下課後,把眾多張桌子合成一張睡牀,給教職員及學生睡覺之用。
書中更保存立德因製衣工業不景氣,便轉往香港印刷業,此也是80年代中葉,香港印刷業發展的重要時期。立德從「執字粒」把文字粒掛進一個框內,再用螺絲栓好,及後,再用圖畫製作電版等工序,至今為以電腦製版,而製成品由印刷商行單據簿,至用柯式印刷機的發展歷程。更重要的是,立德洞悉電子業大為發展,既改革印刷業由一間工廠完成所有印刷、製作工序,更從事製成品的包裝及付運工作,所謂由製成至外銷的「一條龍」服務,「當年整個行業的確較少人會這樣做」。立德又在華彩公司業務壯大時,往歐洲購買二手印刷機。乃至80年代,面對香港工廠北移,史氏也於廣州寶安發展,當成立之初「安裝照明系統都要自己動手」,商人自行負責開井取水,購買發電機器,「廠房附近的環境非常惡劣」(頁38),史氏也註意「在內地設廠,除了工場,還要設宿舍及食堂,解決工人每日居住及膳食」(頁39)及香港與內地生產基地通訊的問題。此外,立德在內地成功設立廠房後,不只是衝出香港地區及內地的市場,也註意開拓國際市場。走進千禧年,立德的企業本來是由加工的,及後遷往內地,更發展成為製造生產、包裝及運輸往海內外,不只是與國內及香港一地的印刷同行競爭,更要往海外品牌市場。當時國際着名品牌,希望華彩設計一個特別紙盒,「因紙有厚度,要將盒的4個角製作成精準的直角,完全沒有彎位,令整個盒的形狀如磚塊一樣,技術上很難做到,當時沒有生產商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所有材料都是以紙或可再生物料製造,符合環保要求」(頁48),立德在課堂上與同學討論此設計構想,並多番蒐集資料及思考「主要是市場上主要品牌手機盒多數是以紙摺成,用料比較薄,消費者購買新手機後,大多很快丟掉包裝盒。
因此史立德建議,着名品牌的包裝應該與一般產品有所不同,例如會使用硬盒,而當時電子產品的包裝盒一般不會使用太厚的紙,史立德建議以更厚物料,製作包裝盒。他看到該品牌對這款新產品的包裝盒要求十分高,因此不惜工本要開發一個令人感到滿意且與別不同的盒子」,設計終於成功突破,切合國際品牌的「機身沒有按鈕,全部採用觸碰式屏幕」,並成為「要生產的盒子是要包裝全世界第一部智能手機」。日後,此國際名牌要求頗高,史氏也構想每個工序改為自動化生產,就算「盒子稍有瑕疵就拒絕收貨」,工人把製成品推出也經過嚴格安全檢查。經此表述,既可見史氏勇於結合調查及研究而得的新建議,也見21世紀香港工業發展,不只是求體力付出,更要註意國際市場視野,也要註意創新思維,更加要結合新科技,香港一地商人要優化已有產品的成果,才可以開拓事業。
還有,從保存史料而言,此書保存了在新冠疫情下,香港廠商聯會工展會發展的史料,深信此為日後研究廠商會史及其舉辦工展會,保留不少史事。作者在書中記錄了立德任商會會董後,革新商會,建議從立體方向推動會務及善用新科技,增加廠商會多元渠道,加強與屬會和社區聯繫,史氏在會長後,更製作訪談節目「友德頌」(頁101),既任節目主持人,「一邊嘗試,一邊學習」,又邀請不同界別專業人士談各行業發展的現況及前景,又在節目中邀請從事音樂、教育及博物館的專業人士,鼓勵以新科技推動香港文化產業。書中得見立德又推動大學科研與廠商會合作,由大學研究,企業負責開發,成為新產品及「新商機」,在 2020至2023年新冠疫情流行下,立德推動網上「友德頌」,成功結合學界、政界及商界交流及實踐成果。立德又在面對新冠疫情流行時,深明激活社會消費氣氛的重要,故建議「先要成功推動市民注射疫苗,提升全民整體接種率,才能為日後遂漸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等限制及仕面開開創造條件」(頁115),他及會董捐助購買抽獎禮物,以抽獎鼓勵更多市民注射疫苗。而在立德任委員時,已提倡工展會應不只展銷食品,也應展示其他類型的工業產品,在2020年工展會中,便開設電子產品及玩具產品的展覽攤位,乃至面對新冠病毒嚴峻,商會於此年只舉行「網上工展會」,為參展商爭取生意。同時,依其時疫情的條例,工展會由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展覽會,只好移往在香港國際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會內舉行,只舉行3天工展會,但史氏成功取得港機場快線只收港幣40元即日來回優惠車票,成功鼓勵市民來往博覽會參觀。
旋於2022年9月續辦「工展會購物節」,增加接駁巴士及由港鐵提供優惠車票,也於2021年底進行第55屆工展會。書中記述立德成功建議:已接種兩劑疫苗的市民,可於下午六時後免費入場,65歲及小孩子也免費入場,在會場舉行牌樓設計比賽。又在2022年2月「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成立88周年慶祝活動」特意安排25隊舞獅,成功吸引參觀者進行。而且,在疫情時,政府拒絕在展場進行食物試食,及後政府批准了試食,但立德思考「應如何把握機會,在餘下會期吸引更多人進場」,終建議「免費進場」(頁128),及建議展商仿網購方式,推行「趁這個時段,能賣多少就賣多少」的「秒殺」,也因立德多次思考為商會及其舉行工展會推廣業務,在會員的協助下,使工展會取得很好的成效,參展商也獲利,這些歷史資料,必然保存了當代廠商會面對疫情發展的史料及其工展會舉辦活動的資料。
其四,書中也研究史立德對當代教育及社會貢獻。依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以及奉為「百校之父」的教育家田家炳先生營商格言,均認為人們要個人品德修養外,也要為社會及教育事業,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施濟、興學均有助企業發展(參區志堅:《儒商典範:田家炳營商及辦學思想的實踐》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3)。此書得見立德在營商之餘,更積極從事社會服務及資助教育發展,書中記錄立德熱心公益,曾任仁濟醫院總理、仁愛堂主席,資助機構興學及地區慈惠事業,也因立德曾受工傷,故「特別關註居民的健康及安全」,也資助不少職業安全活動,立德認為:「我在欠缺接受良好教育機會下成長,所行的道路比今天的年青人更為崎嶇。……今天,當想到事業略有微成,理應付出一分綿力,當為教育作出貢獻」(頁68),書中記述史氏參與香港城市大學基金會及校友組織城賢庫的籌辦及策劃工作,也向教育大學捐款,培訓學生。
其五、書中也表述個人情感及家庭生活。近年學術界多提倡重視研究昔日視為非理性的個人感情(emotional)及家庭生活史(family history)的研究課題,(參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聯經,2019);李海燕着[修佳明譯]: 《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肯定研究個人情感是可以擴闊觀察社會群眾的多元面貌。此書第一章談及立德在一次聚會上,遇上來自另一商科夜校朋友的同學顏景蓮,她就是日後的「史太太」(頁17)。文中表述:「史立德對她一見鍾情,後來大夥兒一起參加活動,逐漸熟絡。史立德以研究功課為由,對她展開追求,更主動約她的父母吃飯」;書中又記述史氏求婚情景:「大家工作及上學都十分忙碌,只能在星期六、日約會。相處了五六年,一次,史立德的母親主動他說:『不如你們結婚吧』,更說要約女方家長見面」,由是立德決定結婚,並在母親安排下舉行結婚儀式,故史太對丈夫說:「你還沒有向我正式求婚!只是對我說:『有機會上樓,我們就去登記結婚吧』就這樣騙了我」(頁19)。史氏婚後因經濟情況,住在公共房屋「僅供兩人棲身」的單位,文字記述的生活為:「 衛生環境欠佳」、「史立德和太太一起工作,為這兩口小家庭努力。……太太懷第一胎時,正在港島柴灣一家報章的廣告部工作,細心的史立德每天早上陪她由美孚乘坐巴士長途跋涉往柴灣上班」。這些回憶及太太開玩笑的回答文字,結合書中夫妻和家人的當年合照,既見當天決定結婚,不是一時即興,而是建基在男女雙方經歷過5、6年的感情培育及互相了解,又藉閱書中表述夫妻相處溫馨感情故事,更見70年代,新婚的年青夫婦,找房屋居住及日常生活的情況。
誠然,本書已成功藉研究史立德工作及經商,展示一個時代的歷史情貌,書中的記錄又可以成為今天年青人及年青商人行事借鑑,此正如書名名「不一樣的印記」,不是一搬個人成長的故事。研究團隊若可以進一步優化研究成果,可以進行口述訪問,訪問史太太、立德的兒女、曾與立德共事的人士、商界友人,受學時的同學,受捐助機構的代表人物,從立體層面,展示史立德行事及不同人士對立德印像。另外,書中也有錯字,為頁128第九行,改「30針」為「30分」。
我們期待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繼續出版「城傳系列」叢書,既補足香港歷史,香港商業史的課題,年青人更可閱讀成功人士的創業經驗,為當下行事借鑑。
節錄自《史立德:不一樣的印記》,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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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史立德:不一樣的印記
作者:城傳系列編輯委員會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