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在洪都拉斯外交部的會場，早上11點儀式開始，劉志堂帶領團隊在7點已經到會場作最後的準備工作，他指揮每一個小分隊有條不紊地分工合作，並檢查每一個細節的質量。這個儀式雖然遠在他國，有洪都拉斯外交部長和衛生部長出席，但相對於劉志堂過去在香港從警35年指揮過的各種大小「戰役」，算是「小菜一碟」。
有「警隊狄龍」雅號的劉志堂，1980年代初加入警隊，從「散仔」開始做起，一直平步青雲，擔任過藍帽子訓練營教官、新界警區掃黃賭毒主管、G4要員保護組行動隊總督察，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曾經先後出任4位特首的警衛和副官。特首出席的場合，他都要事先到現場勘察，設計特首行程的每一個細節，包括進入和離開會場的路線與確切時間，檢查會場內任何一個可能潛在問題的設施，以及特首和其他出席人員的站位等等，還要協調不同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保證它們負責的部分精準到位。所以，籌備儀式牽涉到協調多個機構的人和事，確保活動安全有序進行，可以說是他的強項，劉志堂參與過的項目，大到中央領導人視察香港，小到特首出席開幕儀式，不知凡幾。
前特首副官赴6國參與工作
2023年7月，退休6年後的劉志堂，以他的強項經驗加入了共享基金會，被委以高級顧問名銜，實際上就是協助基金會籌備各種在香港及海外活動擔任總指揮。共享基金會目前在7個國家舉辦醫療和公共衛生的人道主義項目，分別是在非洲的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和吉布提，亞洲的老撾和柬埔寨為當地民眾做割除白內障手術，令到1.3萬多人重見光明，又在東帝汶和洪都拉斯開展登革熱防治工作。除了吉布提的項目沒有參加過以外，劉志堂去了6個國家參與工作。
位於中美洲的洪都拉斯是劉志堂擔任國際義工最新的一個國家，單是飛行里程約兩萬公里，由於航線不多，迂迴的飛行時間20多個小時，加上這次在安排上有點始料不及，從離開香港的家，至到達目的地酒店，整整花了83個小時。他到埗後馬不停蹄和基金會的其他義工和職員，到不同地方的醫院，分發防治登革熱的物資，以及示範防治工具的使用方法，當中要聯絡醫院、交通工具、運送物資等等工作，並且要籌備一場共享基金會與洪都拉斯衛生部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儀式。劉志堂當過前特首梁振英的副官，共享基金會的主席是梁振英，所以他協助共享基金會的活動，由於跟梁振英有默契，可以說是得心應手。
在儀式舉行前一個晚上，劉志堂在檢查每個小分隊的工作進程，其間收到8歲的孫兒跟他視頻聊天，報告英文和數學測驗的得分，在聊天過程當中他還要回覆短訊，聊不到兩句就要跟興致勃勃的孫兒說拜拜。本應該在退休後弄孫含飴，安享晚年，他卻偏偏要越過萬水千山，跑到洪都拉斯來「落手落腳」做大義工。按他簡單的說法，就是助人為樂，幫助有需要的人，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其他國家有需要的人。
前往老撾和塞內加爾 為抗疫挺身而出
劉志堂在關鍵時刻往往都會挺身而出，在警隊服務期間，見諸各種英勇行動，而在新冠疫情肆虐香港的關鍵時刻，已經退休的他響應保安局的號召，挺身而出協助抗疫，擔任過兩個隔離營的主管，還負責尋找感染患者，按照法例，確診患者必須接受隔離，把他們送進隔離營本就了事，劉志堂卻在「抓」之前，盡量幫他們解決後顧之憂，比如安置好家人的照顧，或者需要先處理個人事情等，讓他們安心配合隔離政策。幫人的體現，見諸社會需要即行動，見諸體貼有需要的人。
無論是在警隊，抑或是退休後幫忙抗疫，都是受薪的服務，而在基金會做「大義工」則是無薪的。劉志堂說，服務人群就不計較個人得益，他不計較的，不止在金錢上，而是付出代價與收穫上的比例，做國際義工，收穫更加是遠超個人的。
在老撾和塞內加爾，受到白內障困擾的大多是老人，年紀最大的是103歲，也有80多歲但已經失明30年的病人，他們遲遲沒有做白內障割除手術，只因為窮，國家和個人都窮，而基金會派出眼科醫生去幫他們做手術，他們張開眼睛看到的不只是一個「陌生」的世界，還有陌生的中國人。劉志堂說，重見天日的病人，感謝的是中國人，他們也分不清來自香港還是內地的中國人，但當他聽到「感謝中國人」，覺得香港人能夠以中國人身分去回饋國際社會，這些服務的回報，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登革熱病例急增 協助防治
然而，做登革熱防治則是另一個故事，儘管洪都拉斯已經宣布進入衛生緊急狀態，早前錄得約3萬個登革熱病例，是去年同期的5倍，已經有20多人死於感染後失救，但劉志堂接觸到的當地人，好像也沒把登革熱當一回事，送滅蚊燈給他們還擔心他們害怕電費太貴而燈不常開。劉志堂說，也不知道給他們提供的服務有用沒用，但對絕大部分的洪都拉斯人來說，「我們是他們見到過的第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千里迢迢來提供服務，總會給他們留下好印象，這就足夠了。
劉志堂做國際義工，不但是個人的義舉，他還召集了一群幫手。正如他參與香港抗疫，在社交媒體上發一個信息就有100多名退休舊同袍跟着他一起到不同崗位抗疫，這次「跟」他來洪都拉斯的5名國際義工，3人來自懲教署、一人來自海關的退休官員，還有他的堂兄劉志榮。
一呼百應的不光是仰仗舊袍澤的情誼，而是這個項目本身，能夠幫人，能夠利用過去的經驗服務人群，而且是代表中國人來到別的國家，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才是吸引他們參與的最大動力。劉志堂說，還有很多朋友聽到他們的故事，也躍躍欲試要參加，相信香港人要當國際義工的義舉，將會愈來愈多。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