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中國發展道路和中國制度的中國特色，什麼事情解釋不通了，就簡單冠以「中國特色」，而對中國特色本身也並無多少解釋，使得中國特色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質。儘管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話語對民族和文明自信建設非常重要，但如果過分強調中國自身的特殊性，即不是事物本身的全部，而這樣構建起來的中國話語體系也就很難被其他國家所理解，更不用說是接受了。
一種可以被他國接受的話語必須超越中國本身，而把中國和他國連接起來。雖然中國的發展和制度的確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認其也有普遍性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結合。一種話語要有效，這兩方面的構建都是需要的。
我們會繼續強調中國特色，這是因為不管怎樣的發展和制度建設，中國本身一直會是主體。不過，強調中國特色，並不是說中國的發展經驗和其他國家毫不相關。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成功故事裏面既包含了中國本身的創新，也包含了中國這個最大的學習大國向其他國家學習的寶貴經驗。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向他國學習的過程，並且是一個開放式學習的過程。可以說，過去30多年，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像中國這樣能夠學習他國經驗的國家。中國既向美國那樣的大國學習，也向新加坡那樣的小國學習。當然，向其他國家學習並非照抄照搬，而是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創新。這種過程就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和制度建設經驗同其他國家既具有相關性，也具有特殊性。
是地區經驗不是國家經驗
作為今天東亞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更具有相關性。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故事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亞洲的，是廣義亞洲價值觀的一部分，就如美國的發展故事既是它自己的，也是廣義西方的。美國一方面強調「美國夢」，另一方面也極力推崇整體西方價值。美國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建設其軟實力，即把美國置於整體西方世界裡面而顯示出其代表性。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也反映了事物的真實面。
如果套用基辛格的話來說，世界範圍內，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地區形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不僅造就了不同的國家制度，而且也具有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觀」。的確，在近代西方形式的國家制度傳播到世界各地之前，儘管各國的制度存在差異，但同一文明圈內部不同國家的制度甚為相似。即使在近代西方國家形式傳播開來之後，同一文明圈內部不同國家的制度的相似性要遠遠大於不同文明圈國家的制度之間的相似性。
的確，我們今天所說的發展及制度建設是不同文明圈內部的發展和制度建設。儘管在全球化時代，不同文明互相影響，但這並不是說一種文明可以取代另外一種文明，一種文明內部的制度可以為另外一種文明內部的制度所取代。在經驗層面，不難觀察到，文明間的互相影響和互相學習，可以促成制度的改善，但文明間制度和發展經驗的照抄照搬，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會出現問題，甚至導致災難。簡單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制度建設都有文明性。
亞洲價值觀的低潮
在亞洲，「亞洲價值觀」概念的提出，正反映亞洲各國和地區，發展及制度建設的亞洲文明性。這個概念由李光耀等亞洲政治家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並在當時的政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不過，在學術界，這個概念所受到的待遇情況複雜。儘管很多學者（主要是亞洲學者，也有一些西方學者）對此持積極態度，也進行了一些研究，但總體上，近代以來一直接受着西方話語體系的亞洲知識界對此的反應和西方學術界對此的反應並無兩樣，並在圍攻這個概念的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有關亞洲價值觀話語的塑造和傳播便中止了。
這裏的因素很複雜。首先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變化，即在蘇聯和蘇東集團解體之後，美國便成為唯一的世界霸權。對西方來說，這意味着西方文明贏得了最終的勝利。美籍日裔作家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便是這一政治氛圍的典型反映。其次，與此同時，世界全球化加速，迅速擴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西方資本推動的，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受惠於資本的全球化。再次，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本身面臨危機，需要轉型，包括李光耀在內的一些亞洲政治家也開始反思亞洲發展模式。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亞洲價值觀的討論轉入低潮。
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說，亞洲價值觀消失了。有幾個重要因素促成亞洲價值觀的復興。第一是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機。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西方普遍認為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發展模式的必然產物，如果亞洲要避免類似的金融危機再現，就要向西方學習。不過，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改變了人們的這種看法。再者，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受到危機深刻影響的亞洲國家很快就走出了困局，但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受到危機深刻影響的西方國家長時期處於危機之中。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亞洲發展模式具有更大的能力對付危機。
第二，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出現了分岔，一些國家和地區變得更西方化，而另一些則堅守自己的模式，在此基礎上努力改善自己的制度。分岔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前者的表現遠不如後者。那些把自己變得更為西方化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日本和台灣）陷入停滯發展的陷阱，而那些不放棄自己的發展模式而加以改進的國家（例如新加坡和韓國），其發展更上一層樓。第三，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崛起。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一方面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另一方面也明確強調中國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
中國難以復興「從屬型」的亞洲價值觀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中國的崛起對亞洲價值觀的影響是雙面的。在實踐層面，中國是亞洲的一部分，其發展過程實際上也體現了亞洲價值觀。在這個層面，中國經驗是對亞洲價值觀的貢獻。但是，在話語層面，中國的崛起反而制約着亞洲價值觀的復興和傳播。這裏有幾個原因。首先，如前面所述，中國本身強調的是「中國特色」而非亞洲價值觀。這種標新立異的追求從表面上把「中國特色」和亞洲價值觀隔離開來。
其次，西方是看到了中國發展的亞洲性的，即儘管中國的發展有其特殊性，但總體上屬於亞洲發展經驗。從政治上說，西方方便地選擇了批評「中國模式」而避免選擇涉及更多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亞洲價值觀。其三，從地緣政治環境來說，中國的崛起改變着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環境，很多國家和中國有着這樣那樣的衝突，因此並不想讓中國來代表亞洲價值觀。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如果中國代表亞洲價值觀而它們又從屬於這個亞洲價值觀，這在政治上很難接受。
中國所面臨的情形和美國的情況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一直代表西方價值觀，不僅美國自己這樣認為，很多西方國家也是這麼認為和接受的。這不僅因為美國事實上是西方價值的一部分，更因為美國的內政和外交行為容易被其他西方國家所接受。儘管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衝突，但衝突主要發生在利益層面，而非價值層面。
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在價值層面，實際上和其他亞洲國家（主要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具有共同性，但中國的內政外交行為方式令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不樂意接受中國代表亞洲價值觀。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要復興和進而代表亞洲價值觀，主要的困難來自政治，並非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對亞洲價值觀的認同差異。
亞洲價值觀可成發展中國家的新出路
但是，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因素也不能妨礙我們對中國和亞洲價值觀之間關聯的探討。隨着中國崛起成為大國，我們有條件重新評估亞洲價值觀，重估中國和亞洲國家發展的相關性和中國對亞洲價值觀的貢獻。
從政策層面看，我們更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復興弘揚亞洲價值觀的同時結束長期以來在話語權方面的孤立狀態。脫離了亞洲文明，簡單的「中國特色」很難持續下去。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歷史地看，中國歷來就是亞洲價值觀的最重要的源泉。在再次崛起的今天，我們不可以放棄這份豐富的歷史遺產。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在塑造發展話語方面，把自己孤立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之外。儘管我們有自己的特色，但我們更需要找到和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擁有的共同經驗。
復興亞洲價值觀面臨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必須糾正西方對東方（尤其是中國）的錯誤認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從正面闡述新時代的亞洲價值觀。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可以成為這種闡述的重要部分。隨着中國在亞洲和世界範圍內的崛起，其地緣影響範圍也在擴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亞洲社會共享的、又為其他區域國家所理解的亞洲價值體系。而今天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更是為亞洲價值觀的復興，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機遇。
中國領導層近年來愈來愈重視中國和亞洲的共同發展，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如果我們能夠把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命運共同體整合起來，中國可以掌握塑造一種至少為亞洲國家和地區所能接受的話語的主導權。亞洲的成功和亞洲價值觀分不開，正像西方的成功和西方的價值觀分不開一樣。這不是說，亞洲價值觀的再次崛起要取代西方價值觀，而只是說，世界上又多了一種選擇。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成功經驗的分享，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