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暴亂：五十年一輪迴為什麼？

 

50年前（1966）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導致蘇守忠等佔領尖沙嘴碼頭，絕食抗議，翌年發生大規模的反英抗暴事件；半個世紀後，大規模的佔中行動，之後有旺角暴動。兩件事件的成因有相似地方，後果將會是一樣的，社會動蕩，經濟嚴重受創。問題是，港英政府當年採取的懷柔政策，吸納年輕精英參與管治的對策，今天未必能夠複製。

 

將兩次暴動相比是政治不正確的事情，過去是港英殖民地政府，而今是港人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然而，一些政治、社會和經濟因素是相似的。上世紀60年代，經濟還沒有到起飛階段，製造業聘請的低技術勞工待遇十分之差，而且缺乏勞工法例的保障，工人怨聲載道，但害怕丟掉職位而敢怒不敢言，社會矛盾是尖銳的，貧富懸殊是嚴重的。

 

 

當時做得較好的是教育，但並非歸功於港英政府，而是宗教團體、宗族組織和慈善機構輔助辦學，培養出大批中學生，但大學只有一家，白領職位不足，也就是跟目前情况相似的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不夠。

 

英國政府在確定要將香港歸還給中國之前，根本就沒有想過要開放民主，當時只有管市政衛生和圖書館的市政局中的少數議席公開讓市民投票產生，連主流報紙都沒有把監督政府施政作為責任，政治表達途徑十分有限，怨憤的積累一觸即發。

 

年輕人不滿現狀，理想不能實現，對前路茫茫感到徬徨，這是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有的事情，50年之間，這個因素頂多是在經濟好景時减少了不滿的人數，或者不滿的程度，但畢竟對現狀不滿的人是不會消失的，特別是年輕人。而今年輕人的怨憤及躁動好像比任何時候都要大，當中有經濟走下坡，以及行業單一導致某些人被迫從事一些不喜歡的行業，使得不滿人數增加。

 

 

從來沒有一個方法去量度不滿指數，但近年年輕人的不滿好像驟然猛增，主要原因是表達的渠道增加了，手機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取代了過去主流媒體以相對理性討論形成社會共識的功能。社交媒體上的所謂社會共識，由於媒體本身的篇幅不宜長篇大論，而且必須迅速，在事件還在發展過程中，事實還沒有全面掌握的情况下，已經在社交媒體上廣泛迅速流傳。網民根據支離破碎的事實，馬上形成意見，儘管是不成熟的意見又再在媒體上流傳，這種傳播的形態本身就會造成過於簡化的結論；如果有些人別有用心的只散播事實的一部分，甚至是歪曲的事實，引導輿論走向他們設定的方向，這對年輕人的影響就會特別大。

 

這次暴動之後，本來對事件的成因，暴徒的行徑以及警方的處置，在事實比較全面展現之後，都應該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的討論，但社交媒體的結論來得太快了，簡單的一句話：「都是CY一手造成的」。這種過於簡化的結論，容易被人接受，因為社交媒體本身就不是做邏輯推敲和理性討論的地方，莫衷一是只會引發各種用粗言穢語的情緒式謾駡改變討論的方向。

 

現在回想，如果50年前有了社交媒體，1966年的尖沙嘴騷亂事件，以至1967年的反英抗暴，只要在社交媒體上說，「都是港英殖民政府一手造成的」，參與的人數必定比原來的多。

 

 

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之後，港英政府的對策是改變過去高壓治港手段，施以懷柔政策，到後來經濟起飛，稅收增加，大量投入在教育、醫療和房屋方面。對於年輕人，從高層則委任來自草根的精英進入立法局，在廣泛層面成立青年政策委員會，統籌各種青年事務，在基層資助諸如小童群益會等機構展開青少年活動，比較成功的化解了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但不得不再强調一下﹕年輕人不滿减少，不能歸功於政府的政策，而是經濟狀况的使然。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無不關注香港年輕人的問題，紛紛提出解决問題的對策，簡單的一點討論是，港英政府的一套做法可以複製嗎？50年過去了，各種政治渠道都開放了，投票年齡下降，年輕人可以參選各級議會，成立各種社團甚至政黨都毫無限制，社交媒體的表達渠道更是無遠弗届，為什麽還會用比50年前更激進的手段來表達呢？

 

居住條件更不能比較，50年以來的變化是巨大的，現在年輕人領了成人身分證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請公屋，就是最好的明證。至於房價飈升，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但年輕人要有自己的房子，是哪個國家、什麽時候和哪個社會的標準？是誰給了香港年輕人有這個期望了？又有哪個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讓年輕人滿足呢？

 

時過境遷，條件也變化了，什麽對策都要改變，歸根結蒂要解决的問題是，年輕人的想法改變了。50年前港英政府可以避開反對殖民主義的命題，如今是中央不了解香港年輕人的想法？還是年輕人不了解中央政策？抑或是他們不適應回歸的變化？而且是在全球化的景况下，社交媒體氾濫導致整個政治生態的改變，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