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協、人大兩會沒有什麼熱點，反而在開會前夕，內地冒出一宗令人議論紛紛的新聞──2月18日，湖南省委發出《關於在全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的通知》（《通知》）。據衡陽市人民政府官網文章〈開年第一要事，湖南為何強調解放思想？〉指，「凡是有大的變革，首先都是始於解放思想」。說得如此直白，難免引起各種聯想。
湖南號召「解放思想」 政治意涵不尋常
《通知》發表以來，中央並沒有出面制止，也沒有反擊批判，皆因《通知》完全是在政治主旋律中演繹「思想解放」。《通知》開宗明義指出，要「堅定不移沿着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前進開展討論」。然而在政治主旋律之中，仍然可以看到這次「解放思想」矛頭所向之處。
《通知》提出要處理好「守正與創新」、「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重大關係」；要扭轉「『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唯上』思維」；「扭轉刻意逃避、掩蓋矛盾和問題的『鴕鳥心態』，扭轉『為了不出事，寧願不幹事』的『躺平』思想」；要「破除四平八穩搞建設」，「大力營造尊重改革、鼓勵探索、寬容失誤的社會氛圍」。
這些話針針到肉。雖然沒有舉出實例，但官媒上出現這種批評當前內地官場陋弊的聲音，措辭嚴厲，顯然是意有所指，是為部署「大變革」營造輿論、增強聲勢。
外媒對這次湖南號召「解放思想」有不同解讀。法新社認為「有稱類似文革2.0」。美國之音就指「號召『解放思想』統一思想乎？引蛇出洞乎？」歐洲之聲則指這場是「假解放真統一的湖南思想解放運動」。
解放思想 為重新出發做準備
外媒也許是「別有用心」、惡意詆譭，但「解放思想」在大陸媒體出現，卻的確有不尋常的政治意涵，不是普通一句官方號召「咁簡單」。
「思想解放」曾經兩度在中國大陸引起熱議，兩次都是在上世紀關鍵時刻提出。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發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為改革開放拉開序幕。從此，「解放思想」幾乎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同義詞。
第二次是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當時的背景是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全球政治版圖重劃，中國大陸也出現了思想激辯。自由派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走「西化」道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又起，中國的改革到底如何走下去？鄧小平南巡講話，強調要放開手腳、大膽嘗試，最後「解決了困擾中國多年的改革發展中的思想難題，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指明了路徑」（參考〈思想解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國改革論壇網，2009年5月18日）。
改革開放、南巡講話，都是以思想解放作為號召，打破國家發展困局。中國目前正處於百年未見之大變局，內有經濟轉型、增長放緩、地方債、資金外流資本市場不振；外則中美對峙加劇、美歐處處針對封殺、台海南海事端不絕。種種變化，都跟上世紀改革開放、南巡講話的國內外大環境截然不同，但面對的問題沒變，就是下一步怎樣走？解放思想，就是要為重新出發做準備。
《通知》也觸及一些內地現在面對的實際問題，例如要「根本扭轉簡單以GDP（本地生產總值）增長論英雄的速度情結，扭轉不主動轉變發展方式、不願意承受轉型陣痛的換檔焦慮，扭轉一門心思在數據上『想辦法』、『造業績』的造假衝動」。這些都是官場的因循之風，解放思想就是要大膽探索，在困境中找出一條新路、走出一條活路。
首要敢於直面矛盾以新思維解決難題
香港何嘗不然！新時代、新挑戰，香港也身處回歸以來從未經歷過的大變局，跟內地的關係、來自西方國家的敵意、本地經濟亟待轉型。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凝聚人心，我們是否也要來一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拋開包袱、重新上路。
正如內地兩次思想解放大辯論，首要是敢於直面矛盾、不迴避；摒棄舊的、已經不行的一套，以新思維去解決當前難題。
香港現在面對的難題錯綜複雜，政治、經濟、社會各類矛盾環環相扣。回歸初期，香港的「主流」思維是盡量維持原有一套，強調「50年不變」，並盡量保持與內地的「距離」。然而經歷了九七金融風暴、SARS，中央以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由行「救港」。在經濟上，香港與內地開始愈走愈近。
其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發展加速。香港無論在外資、金融、物流、商業服務等各方面，都跟內地逐步融合。在經濟發展方面香港愈來愈依賴內地，但政治上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力量（包括一般普羅大眾）始終居於少數！這種經濟和政治脫鈎，即內地的經濟影響力不能反映在特區政治體系內，政、經不能配合，埋下了後來連串社會矛盾和衝突，終於在2019年來一次大爆發。接下來發生的，都已經成為歷史。
北京從2020年開始先後推出《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來由特區政府接力，推出新地方行政制度，到現在推《基本法》第23條立法，至此香港「徹底回歸」，政治上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經濟上則完全融入內地，香港的命運從此與國家緊密相連。政治上，北京對香港已無後顧之憂，然而「人心尚未回歸」的現實仍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地方選區投票率僅得27.59%，投了票的119萬選民，他們是建制的最堅定支持者，但佔全港選民（433萬）及全部港人（750萬）的比率仍然極低。
新形勢下香港何去何從的討論未停止過，其中最早出現的也許是2021年立法會選舉時的「五光十色」論，認為議會要涵蓋各階層、各行業，官方形容當年的立法會選舉「開啟了香港民主新局面」。但從候選人的背景來看，政治光譜完全傾斜，連中間勢力也銷聲匿迹，議會的主要功能變為主要協助政府施政。
接下來是大陸知名博客「靖海侯」觸發的一場辯論──去年7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力陳近幾年政府和建制派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凡事寧左勿右，少數人不問性質輕重，動不動便拿國安法來做事，帶來負面影響。有關議論在評論界引起一些波瀾，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還有去年9月開始在網上流傳的「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內地網民指香港已「成功升級」到秦始皇兵馬俑的類別，都是遺址，是「曾經的國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財金官員、立法會議員紛紛群起而攻之，對遺址論全力回擊。然而在今年2月，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再加一腳，撰文指「香港玩完」，觸發更激烈的爭論。
表面平靜掩蓋不了社會焦慮不安
雖然官方輿論一直重申香港一切如常、疫情後已重返國際舞台，但現實卻是我們的經濟增長放緩、股市不振，跟美歐在經貿上慢慢疏離，美國甚至可能取消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事處的「特殊地位」！
內外交困，香港也應該來一次思想解放，重新檢視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和獨特地位，特別是國際化特色，重新開展跟美歐國家的關係，在學術、文化、教育方面加強交流合作。
政治上要去除「唯上」、「唯書」，多聽港人意見，廣開言路，對反對聲音要多包容、少打壓。曾幾何時，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和不安。
思想解放，就是要大膽探索、敢於嘗試。在大變革前夕，更應如此。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