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西醫的問題，其背後所呈現的也是中西文化的思維方式問題。對此法國漢學家汪德邁教授有着長期且深入的研究，在其晚年著作《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中，提出了精闢洞見，不但具有理論價值，更具現實意義。
汪德邁教授是漢學界的泰斗，既是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也是儒蓮獎得主。法蘭西學院於2019年設立汪德邁中國學獎，是學院歷史上首次設立的中國學獎，也是300年來法國漢學史上的首例。歷屆獲獎者包括樂黛雲教授、John Lagerwey教授及李零教授。
因果法則vs.關係思維
在跨文化研究上，汪德邁教授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極大，故此不能用解釋自身的方法來解釋對方。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要用「中國文化特色認清中國文化道理」。
那中國文化的特色是什麼呢？對此汪德邁教授進行了長期研究，在《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占卜及漢字是中國思想中最為重要的兩種思維方式。前者是操作模式，後者是表達方式，兩者互有重疊，互相影響，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思維。
那占卜學有何獨特之處呢？汪德邁教授認為這種學問目的是研究自然現象之間的關聯契合，而不是因果關係。根據這種認知方式，現實世界是根據關係構成，事物之間互有感應。如此思路直接影響到後來先秦思想家鄒衍的演繹及建構，形成了本於《易經》，涵蓋陰陽五行的理論體系，繼而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基因。
在此演變過程中，本來作為占卜的漢字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根據相關邏輯（moropho-logique）而不是西方造詞法之因果邏輯（etio-logique）的文字，成為了中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思辨工具。
與西方思想的重大分別
這時我們必然會問，如此思維與西方思想有何分別呢？
分別相當大。因為西方思想是源於神學，本於《聖經》，繼而形成了基於因果律的思維模式。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亞里士多德的métaphysique是推理而非占卜，其核心是四因論（動因、質料因、形式因與目的因），是通過終極因來解釋物理的因果性。
如此來説，中國思想中的métaphysique與西方截然不同，不是期盼超越現世，而是在現實世界中尋找聯繫關係，繼而解決問題。故此汪德邁教授認為métaphysique的中文翻譯該是「物而上學」，而不該是「形而上學」。
總的來説，中國思想中的關注點在於如何提煉出關聯性規則，而不是因果性法則，西方則與之相反。這是中西文化在思維上最為不同之處。
傳統中醫的關聯式思維
在鈎沉出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後，汪德邁教授認為將這種思維發揮得最為顯著的，就是我們的傳統醫學──中醫。這種醫學體系所思考的對象「並非獨立的器官，而是器官之間的運作關係」。關聯性思維成為了這種醫學體系的根本，無處不在地存在於陰陽五行、臟腑理論、辨證方法及治療方法上。
如此思維方式，雖然與注重因果關係的西方醫學截然不同，卻可以共存，更能夠「在因果律無以應對所要把握的各因素之複雜性時，介入並補充之」。
在此我且舉出兩個臨床例子，予以補充。在治療腸胃疾病上，西醫既聚焦於腸胃系統，也致力尋找病因。當得知是病因來自幽門螺旋桿菌時，就運用抗生素及抗酸藥物來殺滅菌群，這是典型的因果律思維。
但如此操作最起碼存在3個問題，第一是病因上的個體差異，例如為何幽門螺旋桿菌會滋生於某個人身上，其他人卻沒有？第二是抗菌藥物所導致的抗藥性，最後很可能導致細菌根除率降低。第三是不合理應用抗生素所導致的腸胃功能紊亂及胃腸道菌群失調，最終很可能導致患者終身帶菌。
那麼中醫會如何看待呢？他首先考慮的是宏觀病因，例如脾胃濕熱或寒濕。如此思路與西醫病因思路截然不同。此外也會考慮脾胃與其他器官的關係，例如肝臟。因為根據五行理論，肝臟屬木脾屬土，木可剋土，故此肝臟疾病就會影響脾胃功能。故此當症狀符合的話，中醫就能夠透過治療肝臟來治療脾胃疾病。
而在具體治療上，中醫的治療方法與療效當然具有因果關係，但是在辨證方法與方劑成分的思路上，其最有效的思路依然是關聯性思維，例如「肝脾不和」或者「半夏瀉心湯證」，如此既能肝脾並治，也極少有副作用。
以上例子驗證了基於因果律的現代醫學在臨床上面對矛盾及衝突時，中醫卻可以首尾兼顧及平衡治療。這是因為人體並非物理死物，許多機理依然複雜未知。而目前基於因果律的現代醫學依然「無以應對所要把握的各因素之複雜性」，故此中醫就能夠發揮其實際效用（有關中醫之臨床優勢，可參考拙文〈中醫優勢 究竟何在？──中醫急症專家劉方柏教授所見〉）
以上例子還是基於因果關係相對清晰的案例，在臨床上還有更多不知病因的案例，例如精神科疾病。此病特徵在於病因複雜，難以歸一，但精神科醫生卻依然根據模糊不清的因果律予以診斷及治療，甚至創立新穎病名，如此也必然導致不同類型的副作用。（可參考多倫多大學精神病學教授Edward Lazare Shorter的《精神病學史：從收容院到百憂解》）
在這類不知確切病因的疾病上，中醫就更具優勢，具有收費低，副作用少，且療效顯著的作用。例如臨床上運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就能夠治療許多不同類型的精神疾病，而這種思路是建基於關聯性思維，而並非因果律思維。
在此有兩點值得留意。
第一，關聯性思維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代替因果性思維。但兩者完全可以並存，發揮各自作用，前者更可補充後者之不足及盲點。
第二，傳統中醫的內容豐富且多元，其核心肯定是關聯性思維，但因果律思路也同時並存，是中醫經驗積累的重要土壤（專病專方）。但後者肯定不是中醫之核心思維，更不是最具療效的治療方式。如此思路只是扮演輔助作用，且不能本末倒置。
就好像不能因為黃芩具有抗幽門螺旋桿菌的藥理效用，就認為此藥就是治療腸胃疾病的特效藥。如此廢醫存藥的思維，既達不到應有效果，更因無視人體之陰陽屬性及寒熱虛實，很可能導致諸多副作用。
中西論爭 中醫現狀
根據以上論述，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兩種不同思維模式的分別，那麼最起碼有助了解、反思兩類中醫現象。
第一是中西醫文化論爭。如果了解兩種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我們就會察覺絕大多數有關中西醫論爭之誤區往往建基於先入為主的因果律思維。人們往往有意或無意地以此作為衡量標準，來反對或證明中醫。如此先入為主的思路，注定這類中西醫論爭即使不是徒勞無功，也是張冠李戴，事倍功半。
第二是中醫內部的本末倒置現象。如上文所說，現代醫學強在因果思維，而中醫內部也有因果思路。在諸多原因下，這類本是中醫內部位於附屬角色的因果思維（專病專方）很容易反客為主，成為某類行內人或普羅大眾的主流思路。
這類本末倒置的中醫現象其實舉目皆是，例如以安宮牛黃丸治療腦中風、以板藍根抗新冠病毒、丹參治療心血管疾病、酸棗仁湯治療失眠以及小柴胡湯治療肝炎等等。雖然其中關聯思維缺位，理法皆無，卻依然可以堂皇冠冕地披上傳統中醫的外衣。其中最須爭議卻被視之如常的例子，就是新冠疫情中的中成藥應用思路。
這些早已是公開秘密，這也難怪建國後多少名老中醫不斷呼籲，必須保留傳統中醫的真正內涵及本來面目，發揮其獨特優勢，而不是孜孜於那類盲目假大空的中西醫結合。但基於種種複雜原因，如此呼籲依然難成主流，執行起來更是困難重重。
作為普羅市民，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增強對於中醫的認知能力。如此既有利擇醫選藥，減少被動糊弄，嘗試改變一下「有奶就是娘」的思路，如此也有助建立相對正常的醫患關係。
要做到此點，我們即使沒時間看汪德邁教授的著作，最起碼也需要弄清楚中醫的核心思路是關聯性思維，而不是現代醫學的因果律思維，而中醫和西醫，在本質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