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久不久就討論一個偽命題，香港是否中國「另一個城市」，或者香港是否要做中國「另一個城市」。之所以是偽命題，因香港本來就是中國一個城市，「另一個城市」也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問什麼不是？更加「偽」的原因，是香港不可能跟內地其他城市一樣，內地也不可能造出一個跟香港一樣的城市。
每涉「一國」因素 就會炒冷飯
這個命題反覆被提出來，有一定的規律，就是每當遇到「一國」的因素出現，就會「炒冷飯」──回歸時出現過；第一次《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提出過；《港區國安法》通過時討論過；現在又要為23條立法，再成為議題。所以，不是香港是否中國一個城市的問題，而是香港是否要「一國」的問題。
香港是否中國另一個城市，始作俑者是陳方安生，先不說她提出這個論點的來龍去脈。港英政府時期，官員辦公室掛着的地圖，香港標註的是街道圖，頂部是深圳河，再北面就是一片空白，香港就像孤懸在一片空白大地上的一葉孤舟。另一個事實是，從香港坐火車到羅湖，上水到羅湖段的收費超比例大幅增加，實質是對去深圳的港人徵收附加費，不但要提高回內地的成本，在羅湖關口，負責給旅客證件蓋章的入境處官員旁邊，還坐着一個不停在翻看名單的政治部警察，核對有政治「嫌疑」過境旅客的身分。回歸前的香港，「絕對」不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香港不是中國另一個城市的「傳統」，港英官員過渡到特區政府之後，還要硬生生的保留下來，還不時在有苗頭冒起時就警告不能改變。鄧公所說的「50年不變」，甚至100年也不用變，這些官員與政客什麼都聽不進去，只堅守香港「不能」做中國一個城市「50年不變」。
帶頭宣揚香港「不能」成為中國一個城市的是陳方安生，她在不同時期對這個說法有不同的敘述（narrative）。剛開始的時候，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而不僅僅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因為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在面對跟內地城市競爭的時候，就會喪失競爭力或者特色。她這樣說的時候正準備退休，但仍然拿政府俸祿，不能公然說出大逆不道的話。
陳方安生退休後不甘寂寞，2013年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對同一個說法有完全不同的解說。她說：香港是我們的家園，我們不想香港變成中國另一個城市，一旦如此，我們就會在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方面失去身份（no role to play），我們需要清楚自己的實力。
陳方安生在政治上愈走愈遠，現在被爆出黎智英曾下令《蘋果日報》編輯部，要將美國時任副總統彭斯會見前來游說美國抵制中國的陳方安生，「做到最大」。陳方安生的「另一個城市」論，也愈來愈離譜。她在2019年6月黑暴興起時，對台灣《天下》雜誌說：香港人很不喜歡「大陸化」，我們不想變成中國另一個城市，我們不想大陸文化最差的一面蠶食香港。
香港本不可能跟內地城市一樣
陳方安生「中國另一城市」論的變化軌迹，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跟她同步；但這個說法的實質意思，是不希望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本來就不可能與內地其他城市一模一樣，因為香港在選舉最高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制度，內地任何其他城市都不一樣。香港使用普通法，跟內地其他城市和澳門都不一樣。在人民幣還沒有在國際上自由流通之前，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窗口，成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前海或者上海開展國際化業務範圍更大，也不可能實施普通法。
這些香港特色，人人皆知，也是在《基本法》中白紙黑字明確表示；香港繼續實施普通法不變的具體承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香港也說得很清楚。所以，香港不可能跟內地城市一樣。只要不是顛倒黑白的人，也不會指鹿為馬。
香港正在為23條立法諮詢，這是用普通法寫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也是香港特色之一。沒有人可以否定香港必須有23條，這次也沒有很多人出來反對；但奇談怪論又再次登場，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意思就是香港自行立法防止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就形同中國「另一個城市」一樣。
23條條文定義 必須跟一國
23條條文中很多定義，是否用中央政府的定義，也成為爭議。特區政府沒有做好解釋工作，可以改善；但定義必須是跟一國，與內地其他城市保持一致。比如生物安全信息屬於國家秘密，信息的秘密標準，當然是一國統一的定義。至於機密文件，別有用心的人在散布謠言，說23條立法後人人動輒得咎。其實機密文件都在右上角表明密級──秘密、機密或絕密；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看，文件最後一項會明確列出傳達範圍，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是否屬於名單上的範圍，不會搞錯。
對23條條文的寫法有意見，現在正是提意見和建議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再陰陽怪氣地說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要麼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要麼就是別有用心公然反對23條立法，要麼就是心甘情願接受陳方安生之流的唆擺不要「一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