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我們提到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時，相信很多人都不會陌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散盡，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沒落》一書。斯氏當年對包括古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阿拉伯、歐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態進行分梳比較，認為文化如生命有機體一樣，有着從童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的演化過程。斷言20世紀的西方正處於其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衰落已無可逆轉。今天看來，斯賓格勒的預言既無歷史依據又被實踐證偽，但斯氏的這一文化如有機生命體的深沈的文化哀聲卻如洪鐘大呂，悠遠綿長，延續至今，堪稱東西文化傳播史上一朵奇葩。
古登霍夫和《泛歐洲》的貢獻
而就在與斯氏幾乎同時，一位奧地利先哲古登霍夫（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出版了《泛歐洲》（Pan-Europa）一書，此書慧眼獨具，影響深遠，為歐洲聯合的未來繪製了行動藍圖。然而，此書雖然在當時有着廣泛的影響，而且，由於該書的影響及其作者的號召力，一個以走向歐洲聯合為目的的全歐性的「泛歐運動」在歐洲悄然興起。但是，在今天歐洲聯盟已經成長為參天大樹之時，這位歐洲聯合的早期宣導者古登霍夫及其他先知性的《泛歐洲》一書卻幾乎無人想起。《泛歐洲》的德文版初版於1923年，法文初版於1926年。今年正是該書問世一百週年，巴黎政治學院與歐洲德洛爾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古登霍夫及其著作《泛歐洲》學術討論會。此書的法文新譯本百年之後於2019年再次問世無疑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對於本書作者古登霍夫來說，也可算是法語世界還給他的歷史的公道。
《泛歐洲》可謂一本奇書，正如作者古登霍夫本人是一位奇人。他於1894年出生於東京，母親出生於一個日本貴族家庭，據說是日本開國之後第一位嫁給歐洲人並選擇到歐洲定居的日本女士。其父是一位有着奧地利、弗萊芒、義大利等多國血統的奧匈帝國的外交官。跨文化的家庭背景使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慘狀尤為痛心。他堅信，世界如要避免戰爭，唯有歐洲統一一途。1922年他發表題為《歐洲問題》的文章，首次提出歐洲統一倡議，發起歐洲合眾國或者泛歐洲運動。一年後《泛歐洲》一書問世，這可稱之為古登霍夫的歐洲聯合宣言和行動綱領。在對歐洲統一進行理論規劃的同時，他也迅速着手將綱領付諸實施。1926年，他在維也納舉辦了第一屆泛歐運動大會，聚集了來自歐洲的24個國家的二千多位代表參會。
歐洲統一的歷史背景
歐洲統一的夢源遠流長，歐洲思想家盧梭、康德、雨果等等都有關於歐洲合眾國的構想。但古登霍夫在制度構想和行動步驟兩方面都走得更遠。《泛歐洲》全書分11章，分別從歐洲與世界，歐洲的地理邊界，歐洲與英、美、俄的關係，歐洲與國聯，歐洲與民族等各個方面系統論述歐洲聯合的必要和可能，並在最後一章論述了通向歐洲統一的具體步驟。距今一百年前古登霍夫就斷言歐洲聯合將是各國的政治聯合，並為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與貨幣聯盟設計了運行機制。他當時的設想同二戰後歐洲的煤鋼聯盟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機制十分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古登霍夫就已經明確提出這一歐洲聯合事業必須由法德兩國共同推動。
今天重溫一個世紀之前古登霍夫為歐洲繪製的統一藍圖，不得不感歎作者的睿智與洞見。他認為，人類很難汲取歷史教訓，一次大戰的慘烈雖然有目共睹，但戰爭一結束，歐洲就又醞釀着新的戰爭。為了避免戰爭，建立和平，唯一的辦法就是創造防止戰爭產生的條件。對他說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是贏得和平的不二法門。歐洲聯合對內保證歐洲各國之間避免戰爭，而一個統一與強大的歐洲，必然成為世界和平的捍衛者。他認為，歐洲統一一要防止俄羅斯的政治擴張，二要抵禦美國的經濟擴張。同時，只有一個和平和強大的歐洲才有能力阻止在世界各地可能發生的戰爭，如中日之間，美日之間或者中俄之間的戰爭。古登霍夫明確指出，歐洲的統一不再是帝國式的統一或宗教的統一的歷史重複，歐洲將走出民主、自由、人權與保障社會福利的統一新路。比較今天的歐盟與古登霍夫的歐洲聯合方案，在眾多方面，古登霍夫都有超前的驚人預設。二次大戰之後真正啟動的歐洲聯合並沒有完全依照古登霍夫的路線圖。他當時希圖從政治入手，通過政府之間的協議達致歐洲政治聯合體，而二戰後歐洲建設主要依據法國政治家讓 .莫內從具體領域開始然後逐步鋪開的策略，以法德為基點，從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起步。不過，殊途同歸，從20世紀初年到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歐洲從經濟共同體走向貨幣聯盟在走向歐洲聯盟的歷程，並沒有偏離古登霍夫的藍圖。從1922到1972古登霍夫去世，他為歐洲聯合貢獻了一生。他的《泛歐洲》一書是眾多歐洲聯合先驅的必讀書，他發起的泛歐運動在整整一個世紀裏成為歐洲聯合的課堂與思想庫。
回到上文提到的斯賓格勒，何以斯氏的哀鳴之音可以傳之久遠，而古登霍夫在中文世界幾乎不為人知？也許，人類潛意識中深藏的悲劇意識使人們更能為悲情所動，也許文化興起與衰落猶如草木枯榮的預言同中國文化潛意識中的日月迴圈、河東河西有着相通之處，而使得西方衰落之說能夠在東方不脛而走。但是，對於歐洲說來，如何突破類似斯賓格勒式的文化命定論，如何通過腳踏實地的集體努力，最終超越歷史悲劇，跳出戰爭與衰落的宿命，更須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洞察力。相較中國文化，歐洲文化突顯出一種強烈的悲愴自強的整體性的歐洲意識。如果說斯賓格勒表達的是一種基督式的大悲大慟，是西方文明的終結性憂患，古登霍夫企圖以一人之力補歐洲之天，將歐洲統一之夢由烏托邦推向現實則代表了歐洲自強意識的另一面。在筆者看來，這正是今天紀念古登霍夫的意義。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