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由本力根據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之一，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曾任院長張五常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 60 年校慶深圳校友活動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教育制度有高下
人類歷史上有兩樣重要的發明價值連城，而且都是20世紀40、50年代出現的。其中一個是半導體，另一個是DNA雙螺旋。這兩個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商用價值最高的發明。在半導體、數碼科技帶來的經濟利益方面，中國的表現絕佳。但是關於基因方面的研究，與半導體、數碼科技相比，中國目前還有差距。半導體、數碼科技領域，只要夠聰明，10年就可以有大成就，這正是馬雲、馬化騰的奇跡，但是對基因的研究，10年的努力是不夠的。
我們應該關注科研和創新，但更應該關注科研和創新背後的教育制度。
我的外甥是從事基因研究的，在他的領域，享有世界級的聲譽。我親生兒子研究西藥，也做得很成功。但我的外甥1971年申請香港中文大學卻沒有成功，當時校長親自向我道歉。至於我的兒子，我告訴他念書不需太好，因為我有辦法把他送進大學。結果他的大學入學考試考得一塌糊塗。但他進華盛頓大學之後，就變了，在學校3000畢業生裏考第一，後來又讀了兩個博士，現在做醫學研究。他的收入是我外甥的4倍。我的外甥和兒子在香港都是進不了大學的，但他們到了美國讀大學都很成功。所以香港的大學制度其實還是有問題的。
我自己連中學都沒念好。在佛山讀中學時，破過三項紀錄：其一，唯一從小學升初一後，竟然又從初一再降級去讀小六的人；其二，犯小過三次，大過五次；其三，是唯一被華英附小趕出校門的人。後來，我在香港皇仁書院三年級就又被踢出來了，就出去混了幾年，一邊做生意，一邊補習中學課程。我去UCLA念大學的時候已經24歲了，但後來居然只用了7年時間就變成大教授了。
這些反差，歸根結底是因為教育制度不一樣。
我記得在香港皇仁書院的時候，我問了老師一道題目，老師說：誰叫你亂問的，罰站！但是我1963年在UCLA聽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講第一課時發現一個問題，我指出老師講的有些地方是錯的，他說你到黑板這邊來證明一下我錯在哪裏。
結果如何？大家奔走相告，只有幾天時間，全系都知道有一個天才學生。同樣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現是不一樣的，所以香港的大學制度要改。
地產升值有秘密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在深圳，因為離香港很近，跟西方聯絡也方便。中國人聰明，有見識的人統統跑到這裏來了。
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在UCLA有一個著名的討論。肖耿教授的老師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也在場，阿爾欽（Armen Albert Alchian）在，我也在場。大家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產的價格不斷地上升？為什麼人類以前沒有這個事情？為什麼會不斷地上升30年——到現在已經上升70、80年了，為什麼以前幾千年地產沒有這樣快速上升的現象？
以後才明白，答案很簡單：因為知識資產在市場里升得很快。西藥、半導體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出現的，這是打仗需要打出來的。有知識的人住到那裏，那裏的房地產就會起價，不管是什麼地區。中國的土地都升值了，每個地方政府都是要靠賣地賺錢的，香港也是靠賣地的，兩邊的土地制度差不多。美國就不同，因為美國的地不屬於政府，但香港的地是屬於政府的，所以香港財政是靠賣地的，內地也類似。
深圳是中國最好的地方，但最近有個別地方的房價竟然跌了四成，這樣下去，地方政府怎麼發薪水？如果房價太高，可以放多點土地出來，多建點房子，但樓價大跌後會帶來很大的困難。應該學新加坡，建一些比較便宜的房子賣給市民，而商品房，可以賣貴一點，讓大家都有錢賺，這應該是共同富裕的真正意思。
中國文化有厚度
中國人是能幹的，是聰明的。最重要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有厚度。你不要小看孔夫子、蘇東坡，他們了不得。
10多年前，諾斯、科斯等4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還在世的時候，寫信來問我一個問題。你猜他們問的什麼？他們說，人類歷史上有5個古文化，希臘、埃及、巴比倫、羅馬、中國，4個都衰落了，但中國文化還在。5個古文化全部都衰落過，但為什麼中國文化還能夠再回來？
我給了他一個答案，中國文化深而厚。現在小孩子在小學、初中還在念孔子，還在念蘇東坡，還在學李白。小孩子念李白，要知道李白是唐朝的人，念書的小孩子每個都會背。這就是中國。所以，這種文化的厚度無可比擬。
學校教中國的文化，講蘇東坡當然是愛國。但莎士比亞也是對中國宏大文化的補充，全世界的優秀文化我們都可以享受。像李白那種人物，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我常常深深感慨中國文學，如劉備、曹操的詩文，他們是在三國時代徵戰的風雲人物，竟然都是學者。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我65歲才開始學書法，到今天我還是繼續在寫，很多人教我。外國沒有這種文化的，說明中國重視文化。
中國有3000家私人博物館，我去了很多，但全部是空的，發生了什麼事？看不到有價值內容，很多博物館裏面擺的都是複製品。很多有價值的都在海外收藏家那裏。我因為自己要研究信息費用，就轉為做收藏否則搞不懂經濟學意義的信息成本。從1976年開始我收藏翡翠，後來轉去田黃石、古玉、書法。
經濟繁榮有奇招
現在我提幾點建議。
我曾經講過，深圳是地球中心，原則上應該是，但現實其實還不是，主要就是因為大學制度不好。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政府花了那麼多錢辦的學校，那麼多人在念經濟專業，文章數以萬計，但是一篇可以傳世的都沒有。中國人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我自己做到了，但我很多朋友都做不到，因為他們要數文章。要逼我寫好文章我也寫不出來的。我寫好文章之前，會有衝動，感覺有東西可以寫，然後忍不住才寫出來的。1969年，我開始研究合約經濟學，1983年才發表文章《公司合約的本質》。寫完之後，我激動萬分、仰天大笑，因為我知道這個文章是要傳世的。你要付出代價，機會不會亂來的。跟做生意一樣的，要有計劃。所以我個人認為，政府在教育方面要改進。
在房地產上，應該由地方政府來決定，上面不要打壓，樓市出問題，直接影響地方政府賣地，也會傷害整個經濟。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秘訣是縣際之間的競爭，應該讓地方自己去自由發展。
1988年我帶佛利民去見國家領導人的時候，大家都同意中國要取消外匯管制，但當時的領導人不贊成馬上取消，要等等，理由是國內的價格是雙軌制，有些有管制，有些不管制，因此，中國的相對價格是不合理的。外國沒有雙軌制，價格是合理的。如果放開了外匯管制的話，外國的單軌制和國內的雙軌制會發生衝突。所以，應該先取消雙軌制，再考慮結束外匯管制。這一點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還是有道理、有點分量的。為什麼現在還外匯管制？而且比10年前還要厲害。問題在於不解除外匯管制，永遠都達不到世界級！
40年前，因為中國經濟體量不夠大，外匯管制的不良效果還不是很明顯，但中國遲早還是要放開。大概五六年前試過，發現外匯管制一放開，外資就走掉了。結果開放了10天，馬上又撤回去了。外資走後會再回來嗎？能不能過這一關？這是關鍵。
我最近想到一個辦法，採取零關稅。假如零關稅，那外匯管制帶來的不良效果就消失了。看看數據就知道，與零關稅帶來的企業發展機會和經濟繁榮相比，中國的關稅收入其實不重要。實行零關稅的話，政府的關稅收入會減少，海關人員可能不願意。但應當不用擔心，可以去經商。我父親以前就是做海關的，後來去經商。
現在深圳的寫字樓空了好多，上海也空了很多。我跟你們打賭，如果採取零關稅或者取消雙軌制、外匯管制，不出一年，全國的寫字樓都會滿。你們要不要跟我賭身家？一定全滿！
要那麼多寫字樓乾嘛？我想，可能許多人以為政府要開放，所以才花那麼多錢去建辦公大樓。但一天不開放外匯管制，空置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商場空沒什麼好奇怪。商場受電商的衝擊很大，但許多服務還要去商場購買，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商場做美容、做餐飲，做小孩子的遊樂場。或者就是做名牌生意，但成功的名牌店也是很少的，我的一個朋友賣名牌傢具，他就成功了。
超越硅谷有可能
所以正面來看，中國人特別聰明，深圳的地理環境優越，但大學和教育是短板。從香港的情況來看，建好大學應該並不是如此困難的。是什麼原因阻擋了好大學？我不太明白。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越戰之後搞壞的，因為當時大學開始要數文章。要數文章怎麼能夠寫出好文章？如果寫文章是為了升職，出傳世文章絕無可能。我當年問林毅夫的老師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拿到終身教授需要多少篇文章才行？我當時一篇文章沒有。我說一篇都沒有行不行，他說可以。我說怎麼樣才能變成大教授？他說：你不可以一句話都不講。就這麼簡單。越戰之後，一堆學者要發表文章，但應酬性的文章沒有前途。寫文章要有衝動，想到一個問題，覺得很有趣，坐下來很快就寫好了。但是，那個思考的過程是很慢的。
從深圳的情況來看，目前房地產莫名其妙不好，導致地方政府沒錢及降薪這一點，是很容易改的。關鍵要明白一點：為什麼樓價這麼值錢，就是因為知識資產的增值。要有地方能夠放進知識的價值。這是我們上個世紀70年代得到的結論：樓價上升是因為知識的價值。知識的價值永遠會反映到地價上。但也要提供一些比較便宜的房子給老百姓住，現在香港人也這麼做了。類似新加坡的居屋，也是可以考慮的。
正面來看，深圳全都是好的。不僅地理環境好，而且要想想，為什麼厲害的人都跑到深圳來？另外，就算深圳土地不夠，還有惠州，還有東莞。我可以確定：美國的硅谷應該不如深圳。硅谷人才鼎盛，但沒有工業的支持。但深圳除了有很多厲害的人才，還有工業的支持，這是難得的。這些工業製造業就在東莞，就在惠州，此外還有一河之隔的香港的支持，前途應該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