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國家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成功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後發國家，抑或是那些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技術升級和由此而產生的產業升級是一個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與核心。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無法實現技術的升級，就很難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
中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為發達經濟體？通過對發達經濟體及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筆者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簡單而言，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早期可以依賴技術擴散、依靠學習複製發達經濟體轉移出來的技術，但要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很難通過單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一方面需要依靠培養從零到一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能力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即從技術刻度的4到7或更低水平不斷向8以上的水平邁進。
什麼是中等技術陷阱？
「中等技術」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就內部來說，在任何一個國家，技術總是在變化和進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種技術的迭代與進步，也可以是新技術的出現；就外部而言，中等技術指的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或者國家群體的技術水平比較。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外部而言的含義更具有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基本上決定了該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水平。本文指的是就外部而言的情形。
一般地看，一個國家陷入中等技術陷阱會發生在如下5種情形中：
第一，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在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後，由於本土的企業既不能實現現有技術領域的技術水平提升，又無法從應用性技術轉型為原創性技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第二，科學技術只有在開放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發展。如果發展中國家無法為其國內科研領域研究人員創造自由的思想空間，保持對外開放，就會導致其技術水平無法可持續提高；
第三，發展中國家科技人才流失嚴重制約發展步伐。發展中國家自身培養的科技人才有限，人才又因工作機會、經濟待遇和生活質量等原因，被發達經濟體專業的移民政策所吸引，導致國內人才短缺；
第四，發達國家出於科技競爭壓力考慮對趕超型發展中國家進行打壓，阻礙其技術進步；
第五，當國家間進行地緣政治競爭時，發達國家對趕超國家實行科技封鎖，甚至脫鈎以阻礙趕超國家的科技進步。
跨越陷阱涉及各環節協調發展
儘管中等技術陷阱的核心是技術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技術發明、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性技術、企業、市場、政府等各個環節。這些環節必須配合協調，共同發展，否則很難實現跨越。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經濟體成功了，而另一些經濟體則失敗了。
歐美發達經濟體本身的發展經驗正說明了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近代以來，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先在歐洲和北美國家擴散，然後再擴散到世界各地。較之英國，德國是後發展國家，政府必須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較之英國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國就產生了「國民經濟體系」的概念，而英國則沒有。同理，較之英國，美國也是後發展國家，所以在美國建國初期，包括咸美頓在內的一些政治家踐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保護民族工業，等民族工業成長起來之後，再實行全面開放政策。
東亞幾個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也說明了同一情況。在東亞，日本是第一個通過學習德國、美國技術經驗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日本之後是亞洲四小龍。日本經濟學家曾經提出「雁行模式」的概念，即亞洲四小龍早期發展依靠的是從日本擴散而來的技術。儘管有誇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其對技術擴散在經濟體早期發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確的。
不過「雁行模式」就很難適用於中國，因為日本對中國技術出口持保守態度，中國的崛起並非對日本技術或者「亞洲四小龍」技術的應用。中國是通過對世界各地技術開放應用、改進創新，建立了完整的產業鏈。儘管中國還處於中等技術水平，但與過去比較，中國技術水平的提升是整體性的。
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技術的應用轉化，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技術需要轉化成產品，在市場上出售之後得到回報，否則很難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一個國家需要把老一代的技術轉移到另外的國家，得到足夠的回報，才能實現可持續的技術升級。
這些年，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體把大量的老一代技術轉移到中國，得到豐厚的回報，實現國內技術的不斷升級。中國本身也從這種應用技術轉移過程中得到了發展。
必須承認，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大量應用了起源於發達經濟體的技術。中國雖被視為是「世界製造工廠」，但「中國製造」不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達國家的整產品，而是「中國組裝」。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導致了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形成了今天人們所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今天，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包攬所有技術的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而是只能佔據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一部分，並且努力往上爬，形成價值鏈競爭。大體上說，中國在這一波全球化中佔據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下端。
這一過程至少說明了兩點：技術的擴散是雙贏的，輸出國和輸入國都能夠從中受益；原創性技術是等不來的，需要依靠自己創造。美國和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也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輸出到中國。最發達的國家，無論是資本還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國家掌握最先進的技術，因此一旦出現競爭者，往往實行打壓政策。
從技術升級看，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面臨着重大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市場基本上是向中國開放的。中國的技術現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依賴，互相促進和強化。今天出現了逆全球化，其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同時和他們的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構成了挑戰。因此，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一直對中國高科技領域採取系統脫鈎和卡脖子的做法。
對中國來說，要回答的問題是：美國行政當局和對華不友好甚至敵視力量採取的種種做法，是否會把中國固化在當前的中等技術水平呢？中國又如何破解技術圍堵實現從應用性技術到原創性技術的轉型呢？中國如何在現有技術領域實現技術升級，從目前4到7的水平，提升到8或以上水平呢？這些是我國今後相當長時間裏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國科學家和政策研究工作者都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在更開放的情況下 進行舉國體制式創新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在宏觀層面，開放政策是關鍵。要對近年來所強調的新型舉國體制作科學理解，繼續實行開放政策，並且愈來愈開放。
舉國體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來，所有強大的國家都實行了舉國體制。在西方，儘管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由資本主導，但一戰、二戰期間的戰爭動員，也促成了西方國家演變成為舉國體制。
美國更是如此。二戰之後，隨着「布什報告」（即《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出台，美國政府用國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預技術進步的領域和方法。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更是舉國體制。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公開叫出了要用全政府和全社會的方法來對付中國。拜登政府以來，儘管美國沒有再用這樣的概念，但對中國的打壓方法不僅沒有變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今天美國對我國的卡脖子和系統脫鈎，中國無疑必須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回應。但是，我國強調的是新型舉國體制，它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而是把大門敞開，在更開放的情境下進行舉國體制式的創新。
如果把近代以來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國家共同造就的，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臘以來的科技，都是對這座山的貢獻。
近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霸佔着這座山。二戰前，歐洲國家霸佔着這座山，到了二戰以後，轉變為由美國霸佔着這座山。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WTO）進入了世界科技「這座山」，並通過幾十年的虛心學習和努力發展，在這座山上持續往上爬，對處於山頂上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構成了競爭能力。
因而美國採取卡脖子和系統脫鈎，不僅阻礙中國繼續上行，而且要把中國趕下這座山。中國不能上美國人的當，意氣用事，自己封閉起來而離開這座山，而是要踐行開放狀態下的新型舉國體制，繼續為世界科技這座山貢獻中國的力量。無論是中國閉關鎖國的歷史經驗還是蘇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的歷史經驗都表明，不管一個國家以前的科技多麼先進和發達，只要選擇了封閉，就一定會變得落後。
中國必須接受深刻的歷史教訓，不能幻想自己可以離開當今世界的科技系統，去再造另一座山。面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國需要更大的開放政策，甚至是單邊開放政策。即使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技術封閉政策，我國也需要繼續向他們開放。
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打壓政策從長遠看不會成功，因為他們踐行的是政治邏輯，而非資本邏輯、技術邏輯和市場邏輯。就西方本身發展經驗而言，導致西方發展的並非是政治邏輯，而是資本、技術和市場。因而，面對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打壓，中國必須用資本、技術和市場邏輯來回應之。
跨越陷阱必須具備的條件
那麼，一個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自從工業化發生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創新經濟」。
儘管創新涵蓋制度和技術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術創新。一種新技術的誕生不僅催生新的產業，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創新。新技術的產生對現存社會往往是毀滅性的。新技術所產生的新經濟利益打擊舊的經濟既得利益，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迫使現存制度體系進行改革。因此，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過程稱為「創造性毀滅」。
經驗地看，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3個條件：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財政的支持。這3個條件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否則技術創新就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而是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
一、基礎研究一般由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歷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科研活動大體上屬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不是資本驅動的，其活動也不是資本密集型的，而是始於對重大科學問題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國政府為那些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提供一份體面的工資和居住環境，保證他們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尤其是國際交流自由，去踐行科技自身的邏輯。
二、應用技術和基礎研究不同，應用技術的轉化往往是資本或者商業驅動的，也是資本密集型的。正是因為需要大量的資本，而且充滿風險，應用技術往往由企業來承擔，或者由國家支持的企業來承擔，例如蘇聯和中國的國有企業，或者日本和韓國的企業財團。發達國家許多工業實驗室的直接目標就是應用技術轉化。
三、金融支持同樣重要。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沒有金融支持，這兩者都難以為繼。美國等西方國家，基礎研究一般由政府和民間支持。歐洲的諸多大學都是政府支持的，但支持美國大學的既有來自民間的力量，也有來自政府的力量，在很多情況下來自民間的力量更為重要。美國大量的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由民間資本支持。因為民間資本的逐利性質，美國產學研一體化遠比歐洲做得好。
應用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須大量投入，且有巨大風險，因此傳統金融體系很難滿足其需要。在美國，這一需要主要由風投體系承擔。其實，風投體系是美國應用技術市場的主角，沒有風投體系很難想像美國科技的進步。歐洲國家的風投體系儘管沒有像美國那樣發達，但因為屬於西方市場，可以獲得美國風投的支持。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等經濟體也有類似性質，但因為其屬於西方市場，所以可從西方獲得風投。
跨越陷阱需要進行的改革
從這3個條件來看，在體制和政策層面，中國需要做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在基礎研究方面，需要首先對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做一個區分。改變當前因缺乏對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的界定，導致國家的投入集中在應用技術而非基礎研究。
界定了基礎研究之後，首先要確立大學和科研機構等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基礎研究的主體。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間去追求他們的科研興趣。行政的干預必須盡量減少，更不能用行政邏輯替代科研邏輯。此外，國家還需幫助建立基礎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提供所需要的實驗設備，並將其開放使用避免重復建設。需要參照歐盟的經驗，在不同區域的大學和實驗室之間建立橫向合作，形成基礎科學研究網絡。
其次，需要建立一個人才市場和自由的思想市場。基礎研究離不開人才。基礎科學幾乎都是科學家追求其科學興趣的結果。同樣，基礎研究離不開不同文明、文化和國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間的充分交流。人才對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經驗事實，即從很大程度上講，基礎研究基本上就是科學家（人才）在自身內在興趣和對科學前沿追求的動力驅使下的對科學知識與真理的探索與表達。
從基礎研究科教系統和國際人才的吸引來說，中國應當學習新加坡等國的人才政策，在國際人才市場上找人才，找到人才之後就要想方設法加以引入。
同時，在確保科研思想市場方面，應當強化和國外大學的交流。美國和西方國家大多恐懼的是應用技術，而很多基礎研究並沒有太多的敏感性。因為基礎研究大都產生於大學和研究機構，因而通過大學的交流來獲得最新的科研思想無疑是最有效的。
此外，還需要改革目前的科研評審制度。目前，一些過度官僚化的科研評審制度對專注基礎研究，只在自身內在興趣驅使下對科學知識與真理進行探索的天才科學家極不友好，還導致基礎研究「應用技術化」現象非常嚴重，很多科學家轉向了有用的應用技術研究。然而，只有當科學家不用為了評審而自由地去追求其科學興趣的時候，基礎研究才有希望得到良好的發展。
第二，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是資本密集型的。從發達國家來看，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因為企業為了應用技術轉化成功之後的經濟利益，有動力承擔風險，而政府則很難論證其投入的合法合理性。在中國，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必須是市場或者商業化導向的企業。民生經濟領域可以交給民營企業，軍事和戰略領域則可以讓國有企業或者國家指定的民營企業進行。
二戰以來，工業實驗室體系是把基礎研究轉化成為應用技術的最重要的工具。因為企業是應用技術的主體，工業實驗室也應當由企業來建設和運行。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建立了諸多國家級工程實驗室，少數大型民營企業（例如華為）也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實驗室。但這些實驗室還存在包括運行主體過度官僚或者行政化、市場化不足、封閉不開放等諸多短板，使得政府的投入變成無底洞，而實驗室無需過問產出。
因此，工業實驗室的市場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講投入，不講產出。尤其是需要通過開放來提高工業實驗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級政府的工業實驗室之間不僅要互相開放，更要向民營企業開放以促進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建設。向大學和有興趣致力於應用技術的科研機構和研究者開放以實現產學研一體化。
第三，就金融體制而言，缺失風投體系是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短板。中國的金融體系是為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穩定服務的，無法扮演華爾街金融體系的角色，也很難產生像美國那樣的風投體系。今天國內的風投，無論是國資還是民間機構都是比較短期的，遠遠滿足不了中國科技發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但如果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就可以實現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轉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中國應當建立一個雙金融中心，分別以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心。以上海為中心的金融中心為實體經濟金融穩定服務，而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則基於大灣區各個中心城市的勞動分工之上，通過融合發展構建一個可以跟華爾街競爭的金融中心。
如果中國的銀行系統很難扮演風投的角色，那麼可以考慮讓國有資本發揮風投作用。今天，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省市都有國有資本的存在，其也已開始進行各種投資活動。最近，一些地方利用國有資本存量成立了產投和科創基金，以滿足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需求。與其說去控制地方國有資本，倒不如鼓勵國有資本發揮一些風投功能。並且，較之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可以扮演更為廣泛和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可以共享的公共品方面。
在現階段，國有資本或者國有資本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嘗試圍繞如下5個方面展開運作：
- 繪制世界產業技術地圖。通過精准了解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分布和我國在世界產業地圖中的位置，對產業的未來做出預判，從而幫助國家決策部門更清楚如何實現產業升級。
- 利用大數據等工具，預測未來產業。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可以替代老的技術，因此產業基金不僅要對今天被視為先進的產業投資，更要知曉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產業。通過大數據等手段發現未來的產業可以助力國家提前佔據領先位置。
- 和大學合作，投資於基礎研究。二戰以來，新技術愈來愈依賴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完成。因此，產業基金可以選擇一些大學，並與教育系統配合來培養一群致力於追求科學興趣的研究者。
- 探索中國特色風投體系，投資於應用技術的轉化。探索基金作為替代系統的可能性。
- 投資於新興產業。政府的產業基金向民間資本開放，吸收、包容和引領民營資本的產業投入，實現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在投資新興產業時的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回報共享。
應當強調的是，如果國有資本要扮演風投的角色，那麼就需要對國有資本管理部門進行行政體制改革，以克服現存行政體制所造成的短板，超越短期利益，做長期投資，投資未來。
除了金融和國有資本的作用之外，政府也必須通過金融改革發揮科技創新作用。
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在於，真正需要資本的科創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被」給資金。金融業基本是國有銀行為主體，主要服務對象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生存和發展所需的金融服務。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3條調整路徑可以考慮：
- 推動專為中小型民營科創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發展，政府可以根據規定來規制民營金融的規模、服務對象和區域；
- 設立大量的中小型國有銀行，專門服務於中小型企業，這些銀行的考核標準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不同；
- 引導量化寬松後放出的資金進入這些與民生經濟、創新創業有關的中小銀行。
現在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中央要求銀行把資金導向中小型企業，但絕大部分銀行還是千方百計地把資金導向國企或者大型民營企業，這是結構錯位所致。如果金融結構不調整，中國的中小型科創企業貸款問題就無法解決。很顯然，這個問題是可以通過改革得到解決的。
如今中國民間風投的規模非常小，且存在缺失規則、規制的問題，因而要解決問題並使民間風投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較之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在對技術轉化的敏感性和靈活性、與外資結合、國際化層面都具有比較優勢。對民間資本所起的風投作用，中國需要鼓勵民資去做風投，給予相當的空間，同時，對民間資本的風投加以規範和規制，避免其對社會和經濟產生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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