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奈羅比(肯亞首都)、曼谷、倫敦就學,在校一直學習藝術,也習歷史、數學、經濟。2014年碩士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得到該校的 The Chadwell Award,闢出藝術工作室邀她駐留一年。並曾得過 Riverlight Award,受邀為住宅大堂繪製大型畫作。
「Vivien,你的畫很冷。」朋友說。Vivien 問記者覺得如何,記者說不見得你的作品情緒化。她說,很好。她覺得純粹的情感表達,價值不夠,「情緒起伏,干世界何事?(Why does the world need to go on your emotional ride?)」所以她創作不為抒發情感,乃為觀者能思考她呈現的概念(concept)。
Vivien 的重複,教人想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探索過的詮釋問題。因看見重複而期望圖案繼續重複,可算是一種隱藏的偏見(hidden prejudice)。其實 “prejudice” 直至文藝復興之前,都不帶負面意義,僅指在慎思所有相關因素前的判斷。我們詮釋過去的藝術作品,總難避免先入為主,以自身的文字用法與文化修養,理解作品的用心。問題是,我們如何覺察既有之見,妨礙了我們理解作品?德國哲學家 Hans-Georg Gadamer 說:
I think we must say that generally we do so i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pulled up short by the text. Either it does not yield any meaning at all or its meaning is not compatible with what we had expected.
Truth and Method p. 270
期望受到挫折,我們就不得不停步思考,不得不正視自己已經先入為主。Vivien 在重複圖案中,出其不意加插其他圖案,我們正是因此被 pulled up short ,突然察覺自己的成見。重複中的中斷,也呈現了重複本身的張力。圖案是手繪的,即使重複的構圖看似完全一樣,新圖案的位置與繪畫時間,必然異於原圖:重複不可能完整。中斷令圖案間的區別更為明顯。
重複,也會令圖案成冗(redundant),讓 Vivien 有空間設計新圖案,思考新理念,繪就新作品。有時一幅作品,不足以完整表達一個理念,可是電子世代,新知容易吸收,容易傳播,人們發掘藝術家的耐性大不如前,藝術家只好不斷創作新作品,難以專注一個題目。「但藝術不是這樣的,藝術家不會時時刻刻都有驚人的主意。」
Audience(觀者)從未在她的創作中缺席。她不介意大家感性觀畫,但這不是她最想做到的。想做什麼,她說仍在思考。記者提到 Viktor Shklovsky(俄國作家,1893—1984)說,藝術是為了讓我們重新感覺以為早已熟知之事,比如一塊普通的石頭,藝術家能夠 make the stone stony again。如今 Vivien 設計 trompe l’oeil (視覺陷阱),亦是要人多看一眼,挑戰習以為常的假設。比如〈萬花筒〉(下圖),驟眼看去是鋁片和紙,其實是 Vivien 在畫布上,刻意讓油彩呈現不同的質感,油彩仍是油彩。視覺未必是真相。
有些圖案參照實物繪成,其實 Vivien 一直以概念創作。「抽象並不是說看起來抽象,而是指抽象思考。」累積與組合元素,看它們能夠翻出何種新意。這些元素可能互不相干,她希望觀者可以自由聯想(freely associate)。
她每畫一層油彩,都有意義與抉擇(meaning and decision)。開始畫時,只有模糊的框架,最終顏色、形狀如何,是創作過程中一系列決定。正成形的作品,也能夠輔助她發展概念。「如果你想創造一些比你自己更大的東西,你必須思考為什麼——為什麼要用這圖案?為什麼那圖案不可少?」受過正式藝術訓練的當代畫家,會探索自己真正的創作意圖,然後謹慎精準地表達。畫中的元素都不會毫無作用。
有人告訴她,今人看藝術作品,平均只看六秒;策展者說,她的作品要花時間欣賞。記者說,要引人駐足,除了模糊,還可以是美。她說,與其說美,不如說品味(taste)。作品何時完成、完成時有多完美,取決於她的品味。有朋友說,她的作品若有弱點,可能就在於此。仔細看〈岡果果〉,重覆排列中缺了一行。「當然我也想繪出美麗的作品,但不僅此而已。」如果她沒有讀過藝術學校,作品或者會更漂亮,卻會少些批判(pretty,but less critical)。覺醒與思考,從來都是不歸路。「如今我的畫仍有許多裝飾,我希望未來可以更簡潔,批判更深。」
[there] hidden a positive possibility of the most primordial kind of knowing, and we genuinely grasp this possibility only when we have understood that our first, last, and constant task in interpreting is never to allow our fore-having, fore-sight, and fore-conception to be presented to us by fancies and popular conceptions, but rather to make the scientific theme secure by working out these fore-structures in terms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