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志剛（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應用教授）
佔中的群眾和平而暴力，聰明而愚昧，理想而衝動。網絡媒體促成數以萬計不同背景的群眾自發上街，雖然目標一致，但每名人士的參與程度、行為模式和對組織的服從性，都是高度「自我設定」。這是網絡促成、街頭聚集、高度個人化的群體運動；而運動本身亦把群眾蛻變成善良超人與科學怪人的混合體。
群眾力量透過網絡互聯和街頭集結而獲得「量」的急劇膨脹，但指導這股龐大力量的大腦和群組並沒有因為結集而在智慧上得到「質」的提升。不論誰人治港，這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需要對群眾有新的認識，需要對治港有新的思維。
佔領者來自不同的背景
佔領街頭的群眾當中，有一小部分是高智慧的精英，大部分是普通人，還有一小部分認知較低。這是生物統計學告訴我們的事實，不存貶義。當然，參加佔中是自選行為，而非隨機抽樣得出的群眾，故此佔中群眾的品質可能有別於香港整體市民的普遍品質。例如，在人數比例上，佔中者有不少學生，關心時事，充滿激情，教育水平較高。但亦可想像他們熱血，有較多年輕的行動派，易受煽動影響，較少成熟的深思熟慮派。
在佔中過程中，群眾驀然發現自己的公民覺醒，不顧一切要盡公民責任，激昂地站起來要當家作主。但他們忘卻了17年前管治香港的主人是6000里外的倫敦，無視所有成功民主體制所經歷過的漸進過程。
佔中群眾來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經歷、不同視野、不同智慧。但一旦站在街頭和廣場，冷靜的深層次思考一定不敵激情和亢奮。在一片口號和叫囂聲中，陳健民教授的高層思維，只好讓路給學民思潮黃之鋒的激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的優秀，面對另一批年輕人大聲叫囂「學聯不代表我」，也只好無言。以戴耀廷教授一貫的理性和精密，也要拋下佔中理念的莊嚴和自我犧牲的肅穆，亢奮地向人群高呼﹕「飲杯！飲杯！」街頭效應對教授況且如此，又豈能奢望旺角街頭的熱血人士能保持和平理性？
冷靜、理性聲音被淹沒

精英主義是政治不正確的過時主張，徒惹眾憎。但當大批群眾聚集一起，不同層次的思維與噪音混雜一起時，香港需要的，恰恰是被叫囂聲淹沒了的冷靜思考和智慧。群眾難以有這樣的品質，不是因為群眾之中的個人欠缺，而恰恰是因為他們集結在一起，受制於街頭效應一呼百應的衝動，故此削弱了這個品質。群組亦不聽大腦指揮，時有蠢動，行為可預測性低。
民主政治的一個前提是由公眾主導公共事務的發展。「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公眾的智慧是不可侮的，公眾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輿論領袖一輪振奮人心的華麗詞藻，使群眾亢奮地一呼百應。也使輿論領袖沾染了群眾回饋的亢奮，自己也幾乎誤信了他們自己的誇談。
研究公共輿論的權威李普曼教授（Walter Lippmann）早在1925年，便對能夠主導公共事務的所謂「公眾」這個概念，提出質疑。他認為能有效地主導公共事務的「公眾」是不存在的。公眾無法表達深層次的觀點，而只能支持或反對某項主張，以及支持或反對某一位管治者。公眾以及代表公眾的輿論，沒有能力去治理一個國家和地區，或者提供政策建議，而只能從專業人士所提出的不同建議中，作出選擇。
公眾無法作出理性選擇
公眾不可能分析複雜的社會爭議，例如有限的醫療資源應投放在少數醫藥費用高昂的長期嚴重病人身上，或用在社區健康計劃以預防大批市民患糖尿病？一句口號式的「每一條生命都是無價的」，會改變了公眾的立場。公眾亦不會從香港整體角度看具體問題，他們不會考慮佔中破壞了中央對香港的信任，會如何深遠地影響香港的發展？李普曼教授認為，將公眾視作至高無上，能夠為社會整體公益作出選擇，是不可能實現的虛假理想，因為不能期望公眾有時間、精神、興趣、知識、和能夠掌握足夠訊息，作出最理性的選擇。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對上述問題的看法是：「我並不認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如果我們給40歲以上且有家庭者每人兩票，我們會擁有更好的制度，因為這些人投票時可能更負責任。」但如果在香港推行這樣的方案，一定發生暴動。

李普曼教授的質疑放諸今天來說，便是佔中群眾是否反映了香港公眾的集體智慧，同樣地反佔中群眾是否反映了香港公眾的集體智慧？是佔領街頭的群眾反映了人民的力量，還是反佔中群眾反映了人民的力量？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否應該由這些群眾去主導？
佔中運動已變質
傳統的群眾運動，多由精英主導、機構促成。他們組織嚴謹，權責分明，目標清晰。由站得高、看得遠、想得透的領袖帶頭，實行中央領導，並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甚至派出糾察隊，確保參與者緊隨中央組織的路線。他們也利用網絡媒體，但只是用它作為傳播工具，以降低通信成本，提高效率。佔中三子原來的部署：精英主導，網絡輔助。
相對來說，佔中已變質為群眾主導而非精英主導，網絡不再是輔助工具而是運動的機構組織。美國華盛頓大學傳播教授班訥（Lance Bennett）對此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由網絡促成的群眾主導運動中，網絡不僅是傳播工具，而是本身變成了組織的重要部分。你可稱呼它為虛擬組織，但它除了沒有實體辦公室外，其他一切運作較實體組織更高效，更富彈性，而且兼容性強，「入會」手續簡單，對參與者的忠誠度和參與形式彈性高，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同時屬於多個一層層的網絡組織。不同組織亦往往有會員重疊，使各層網絡組織能作出360度多渠道訊息聯通，網絡組織變成自我生長的有機體。

網絡促成私人化社運
為了吸納更多參與者，網絡促成的群眾主導運動必須有清晰易明、而且兼容性強的目標，讓最大部分人士都可以認同和參與。「無篩選，真普選」的口號，兼容度高得在理念上是很少人會否定的。在網絡世界，除了把目標簡單地概念化之外，還要為運動制定看得見、摸得到而又富象徵意義的符號，於是出了黃絲帶、雨傘。
簡潔明亮的目標和符號，提供了無限的創意空間，讓高度個人化的參與者各適其式，發揮無窮創意。文字創意、藝術創意、視像創意、行為創意、抗爭創意，使佔中變成一次香港史無前例的集體街頭藝術，集結了公眾看得見的熱血和激情、和平及理想。群眾主導的「聰動」，任憑最高智商的天才領袖，也無可能預想和預設到這麼多的可能和無限。群組不作暴力衝擊時，天朗氣清時，吸引了大量旁觀者，感召了更多同情者。
兼容度高的目標，彈性無限的參加形式，讓大部分群眾都可以自設「私人化」的機動形式加入。今晚倦了，他在佔領區仰望星星，席地而睡，嘗試思考香港的未來。她選擇回家向父母報個平安，然後明天再來。人多氣豪時，他站在最前線，挨過胡椒噴霧或催淚彈，在他的群組裏，是個英勇勳章。為了不讓媽媽擔心，她泯着眼淚，退守到安全地點，提供後勤。警察撤退了，氣氛溫和，遇到知心盟友，心裏感受了一陣戰地鴛鴦的浪漫。
這是私人的選擇，私人化的參與。何時加入，投入多少，如何自我發揮，全部可以按照個人情況而自我量身定制。沒有人可以命令任何人，只可以感召。她透過網絡，緊隨她的偶像；但她也有自己的群組和追隨者。靈感來時，在面書創意一揮，或把警察打人的片段上網，群組同人會一傳十，十傳百的瘋傳一番，贏得千百個喜歡的大拇指並非難事。在他們心中，這是為了下一代而作出的崇高行動。在反佔中人士眼中，他們是被利用了。
香港的年輕一代，自我中心，抗拒權力，疏離國家，對一切機構的歸屬感薄弱。佔中對他們來說，是難得令他們心靈觸動的運動，讓他們覺得自己仍然屬於這個社會。現實世界的屏障在網絡行動中不復存在。不要問我來自天水圍或半山區，是教會的或是學校的，大家在同一理想的基礎上各自以不同方式投入。網絡世界會把每一名參與者的獨特投入滾存起來，傳遍不同網絡組織。所有其他個人可以把這些投入加工，評論，再創作，再滾存，生生不息。
香港的意識形態角力
但吸引全港和全球眼球的，還是街頭。一盤散沙的個體得以機動地聚眾成群，由學聯和佔中等團體作為骨幹推手，網上互動，然後實時街頭動員。這不是香港特有的困局，西方民主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大部分脫離殖民地後獨立的國家亦經歷過同樣陣痛。香港是國家一部分，但因為高度自治，加上教育制度和媒體生態的使然，讓香港成為中國和西方意識形態的角力場，亦是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模式的前哨戰。

香港由以前的經濟掛帥，變為現在的政治掛帥。鄧小平當年的「馬照跑，舞照跳」變成今天的「街照佔，議照抗」。香港過去的政治光譜，雖然有建制和泛民主派兩大陣營，但中間的溫和理性派佔大多數，亦是香港穩定的基石。現在溫和派都要向左右歸邊，使全港分成立場截然不同的兩大派別，為政黨政治提供了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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