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表示，戈爾丁闡釋了女性勞動力在收入方面的性別差距，讓世界加深對兩性收入差距的根源和變化的理解。雖然戈爾丁沒有為政策制定提供具體解決方案，但其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力，揭示了未來在性別收入差距方面需要排除的障礙。
戈爾丁最廣為人知的研究，是關於美國經濟史上的女性角色。她在該領域中深挖女性對於事業及家庭的追求、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教育水平對女性婚後隨夫姓的影響，她認為，女性總是習慣於不斷地支付或多或少的「性別成本」，這源於歷史上女性長時間被輕視及誤解。
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第三代
戈爾丁獲獎感言是，很感謝她的學生、碩士生、研究生，因為教學是多年來不停推動她前進並上下求索的動力。對於今次獲獎，她表示意義非凡，因為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一向都是對經濟學有重大發現、創見及研究具深遠影響的學者。而她也是經濟學探索史上薪火相傳的一員：「我算是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第三代，因為我師承美國經濟歷史學家及科學家福格爾，他在1993年與諾斯（1920-2015）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我另一位老師、社會經濟學家Gary Becker，則是師承俄裔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
戈爾丁口中的三代人，都對經濟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師公庫茲涅茨提出的「庫茲涅茨周期」與人口增長分析，是長波經濟研究的重大突破，經濟學兩大主要發展，計量經濟學及凱恩斯革命都用到庫茲涅茨的研究數據。師傅羅伯特·福格爾則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在計量史學領域有重要貢獻。來到第三代戈爾丁，則是深挖兩性收入差距的根源和變化。
經濟學領域中的偵探
戈爾丁自稱是「經濟學領域中的偵探」，因為她認為研究員同時有着偵探的身份，20多年前，她出版過一本名為《經濟學家也是偵探》的著作，她說自小就是偵探迷，中學時代渴望當上細菌研究學者，在顯微鏡下展開偵探工作，不過到最後，她卻是埋首海量檔案文件和經濟數據中，當時還是做紙本檔案考古的年代呢。
不是在網絡上游戈，而是和一屋子文件搏鬥，對90後、00後看來匪夷所思，不過這無損於戈爾丁作為經濟學偵探的熱情與貢獻，她說：「作為一個出色的偵探，就是要提出一個重要問題，而你破釜沉舟，上天下地，最終找到答案或真相。這就是我做研究工作素來稟持的大原則。」
這也是戈爾丁師徒三代薪火相傳的共通點，有重要問題，才能帶出重大發現與洞見，為世界及人類帶來深遠影響。
戈爾丁獲獎後接受第一個訪問時表示，她深受Microbe Hunters（《微生物獵手》）一書啟發，這本書在1926出版，由美國微生物學家克魯伊夫（Paul de Kruif，1890-1971）所著，除了戈爾丁，也是歷年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公認的啟蒙傑作。
2021年，戈爾丁出版《職業與家庭：女性邁向平等的世紀歷程》一書，詳細剖析現今社會同工不同酬，並非源自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待遇，或者女性對職位的選擇偏差，而是女性自身出於家庭利益考慮後的自主選擇，自願縮減職業生涯，成就家庭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