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大之中唯一尚未進行校董會重組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大），2006年聲言已完成3份改革建議書。2016年提出改革方案，未獲落實。2022年尾3名議員提出修例倡議，改革中大校董會，大削校內成員席位，這場風波由2023年春天鬧到夏天，仍未收科，三讀的時間預算就在年底。
現象背後是什麼意思？
郭少棠說，中大校董會的這場改革風波，我們要用現象學去解讀，看這個現象是什麼？它代表着什麼？它背後具體是什麼意思？
他提出了用自傳式民族學的理論去看這件事情，「自傳式，即是透過我自己的經驗，究竟我個人的經歷能否反映出整個時代的轉變呢？好多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甚至科學家，他們都是用自身的經驗去回顧那個年代的轉變。」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個人經驗跟社會經驗存在一種好緊密的關係。就像一個人只會拿鎚子去鎚釘子，而不會拿來切菜一樣，這明顯源自其生活經驗。
根據這個理論，郭少棠認為，立法會事件這個現象再追溯下去的話，我們就應細看立法會和中大的組成及其背後種種經驗，中大校董會內部的行政經驗，中大校友的在校經驗。他不想純粹用時事評論的角度去月旦，而是想從一個更開闊的歷史客觀理論角度，去思考校董會事件。郭少棠表示，要透徹考慮香港最近這幾年，十幾年的問題，一定要放在1949以來香港的演變，以及中港關係的演變去看，因為只有我們掌握這脈搏，才知道香港近三四十年尤其是97之後經歷了些什麼？
以政治干預大學教育 並非首例
郭少棠是資深中大校友，1968年進入農圃道時期的新亞，然後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比較歷史思想與文化，研究比較現代化及比較馬克思主義。他說：「我在崇基的時間最長，但受錢穆新亞精神影響至深，唐君毅、牟宗三、王德昭和孫國棟全都是我的恩師。」
今日以行政手段干預大學教育，數十年前在中大似曾相識。中大本身是聯邦制的，由3家書院聯合創立，3家書院各具獨特歷史、背景與使命，新亞書院提倡以中國文化復興國家；崇基學院將1949年之前內地的基督教大學教育帶來香港；聯合書院比較傾向本土文化；中大像劍橋牛津的中央本部扮演着統籌及整體性發展的角色。1975至77年，香港政府要求中大行政簡化，取消聯邦制，變成了中央統一制的大學，書院辦學的精神與原則從根本被破壞，原有的多元化教育理想被行政要求掩蓋。
中大破壞書院制，用的理由好簡單而欠遠見，「他們說，行政與教務多有重複之處，中大有3個書院，加上中英語言兼備，由行政、教務到文書全部都要預備幾套。」理想和現實好多矛盾，這正正就是政治干預教育的一個案例。郭少棠說，後來電子化發展，現在資訊科技發達，上述行政問題還有啥不能用電腦解決的呢？
他在美深造期間，唐君毅老師曾往探望，郭少棠很激動地跟他講：「您脫離中大吧，這所大學不值得再待下去了。」因為當時在他心目中，1963年成立的中大有好清楚的使命，鐫刻在校訓內，它是一家中國人的大學，立足在三院中國文化而有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在當年的殖民地香港是非常獨特的，因為港英政府一直以來只有一所大學，就是專門為政府培養AO（政務官）的香港大學（港大），兩者迥然不同。
如何在獨立中保持入世及自主？
中大書院精神遭到淡化，過程中更遇晴天霹靂，1977年政府要求中大四改三，郭少棠說：「我們中大教師出了第一份大字報，抗議香港政府用這份《高等教育綠皮書》，提倡大學自主，因為當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行政程序講得好清楚：它不會干涉大學收生、教學課程、實際內部運作。」
1978年至1988年，中大經歷了整整10年的抗議和反對，所有校友和學生都投入進來，郭少棠說，大學從未試過這麼統一，今日面對校董會風波，中大人跟當年的表現實在相差太遠了！
大學是在社會事件中成長的，為何中大會設立四年制？這個制度有何歷史意義？中大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其他院校有何分別？中大人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嗎？
教育和社會，你中有我
郭少棠畢業後，也曾成為中大教職員及行政人員，他在崇基做過訓導主任和統籌綜合基本課程的通識教育，在中大做過文學院院長和大學輔導長。他更是工會的領袖，是他領導將中大教師會由一個社團組織，轉為一個工會組織，為什麽要這樣做？「因為當時是1997之前，我在崇基教大學修學指導（The Ideas of University），一年級必修科，像芝加哥大學那種模式，稱為綜合基本課程，我一教就教了十幾年，這一科有個好重要的元素，就是大學和社會的關係。」中大教師與工會領袖雙重身份，正是這門課的社會實驗。
一個知識分子究竟會怎樣看待他們與社會的關係？究竟大學在社會中扮演着一個什麼樣的功能？現代高等教育在近代由西方轉入中國後，經歷了許多演變，由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始，就一直在摸索中。
郭少棠認為，一家大學不是知識工廠，而是社會的一部分，通識教育不是超級市場，分割式包羅萬有，書院教育以至於通識教育的核心概念呢，其實不在於知識層面，而是全人而圓融發展。全人發展有個重要因素是圓融合一：它要在一個整體環境，一個自我具足的生態圈內，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教育，結合生活，知行合一，形式與非形式教育並重，而不只是純知識的傳遞。
大學教育的問題，在於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同時具備社會與教育的因素。大學生需要走入社會，和社會一起迎戰困難。所以大學的知識分子必須要懂得捲入漩渦時能否跳出漩渦看事情？中大人會問中國的未來，中華民族的未來，他們已嘗試超越黨派的層面去發問。這就是大學教育的本質，大學生的職能。
郭少棠認為，大學教育同時具備社會與教育的因素，所以大學生要懂得走入社會，更要懂得被捲入漩渦時如何跳出漩渦看事情？
以生命影響生命
郭少棠也做過大學高層及校董會的工作，在中大27年後，郭少棠2005年帶着厚重的使命感離開香港，為浸會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成立首間香港與內地合辦的一所香港特色的國際化大學，將香港的高等教育和管理經驗帶到珠海，擔任常務副校長，在那裏設立試點。當時自願減五成人工，損失100萬房津，他心裏也許是在致敬錢穆和唐君毅老師當年創立新亞書院，只得兩三間課室，老師們有的要睡書桌，有的要睡樓梯，但卻人人都甘之如飴。
郭少棠入新亞讀書時，已開始思考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它可以為國家做幾多貢獻？最近中央講要走中國綠色的現代化，他50年前已開始研究比較現代化，30多年前研究Cyber culture（網絡文化），向學生拋出前瞻性的問題。「這就是大學的角色。我們要建設性地、超然地監察社會，要看到社會內部正在發生什麼問題？要站得高，看得遠，去前瞻社會未來路向怎麼走。好像1983至84年去討論怎樣準備回歸，因為回歸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制度改變的問題，而是一個去殖民地化、歷史性社會時代的改變。」
郭少棠一直用歷史的冷眼和炙熱的心去觀察着大學，他認為在時代的巨變中，大學的功能至為重要，大學要冷靜地分析時代有何變化，社會有何需要，當社會有問題時，他們又如何提出意見？
他心裏一直很着緊，這幾年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出了什麼問題？ 今次中大改革是一個什麼現象？ 「最近這數月，數年，有幾多學者能對香港社會的轉變拿出嚴謹的學術探討？不多。」香港正面對什麼困難？夾在中美角力之間，香港如何為自己的國家分憂？香港人是否真正認識這個國家呢？「在這個時代急劇演變的過程中，香港的高等院校尤其是中大，有否承擔過作為社會良心的責任，和國家社會智慧的儲備？」還是只會隨波逐流而被吸進政治的角力？忘記了知識分子可以被捲入漩渦甚至龍捲風內，但必須能在風眼內獨立思考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