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又一次危立風口浪尖。這不是它第一次要承受政府、政客的壓力。
多難興校，難得這兩年中大國際排名一直高企，還升上中國第五（註1）。卻總是有些勢力，以慣常手段，打着「改革」、「架床叠屋」等似是而非的口號，急不及待企圖動其根基，慶幸其幾次都雖敗猶榮。權貴若真的關心高等教育，要銘記「四改三」未幾又要「三改四」的慘痛教訓，特別是當年的作俑者。（註2）
在香港打壓大學屢見不鮮。而潛台詞的手段，不外以撥款為人質，逼迫大學就範。早在1928年，就有勢力以「節省公帑」等同樣似是而非的口號，企圖關掉香港大學，連多年前在其任內創立港大的前港督盧吉，也被迫要出面為港大辯護。慶幸連在倫敦殖民部的官員也有眼光，頂住這股壓力，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建樹，沒有讓這些作俑者成歷史罪人。（註3）
時代不便深究施壓者的動機，特別是立法會尤若縮頭烏龜（註4），不召開公聽會，卻收集架床叠屋式的書面意見。而作俑者更操弄慣常的「拔高」、「寧左勿右」手段，又「《基本法》斷章取義」，又「完全自主」，恐怕快編造成又一「國家安全」隱患。
百姓只好品味歷史，看圖識字，回顧一下中大的艱辛歷程，篳路藍縷啟山林。
多難興校（一）：崇基歲月
中大源於內地又一次政治動亂，大批難民湧港，其教育頓成難題，特別是高等教育。鑒此，基督教各宗派合力籌辦崇基學院，錢穆等內地學者也在港成立新亞、聯合等多所漢語教學的學院、專科學校。以1956年為例，升讀港大，只有275人；負笈台灣，內地的分別是431和363人，可見供遠不應求。
匆匆草創，崇基具體何時成立已不便稽查，籌辦機構的記載，也在打架，分別是1951年和1952年。我傾向1951年10月。
但慶幸壞事也能變好事：因為形勢緊迫，各基督教宗派之間的教義難以協調成教材，崇基才得以成為以基督精神為基礎的人文教育機構，而沒有成為神學院，也因如此，才容易日後獲得批地和升級為大學。（註5）
崇基也因天時、人和，得來地利，在新界獲得大片建校空間，還幾經討價還價，團結當地四戶居民抵禦地區官員的反對，既擴大面積，還以激將法增設火車站。（註6）冥冥似乎應驗《易》的「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日後的校園就是以崇基為基礎。附上1954年行政局討論批地的文件，和何明華會督的校舍設計草圖：
多難興校 （二）：暴動帶來新方向
1956年，崇基學院算是安頓了，然而擴大高等教育的問題，雖多經考慮，還是難以推動。按英國傳統做法，首選方案是學生經考核後，由香港大學授予學位；但此方案無法解決語言和人數的問題，還包括港大校長Lindsay-Ride 的「軟對抗」。（註7）
契機來於又一政治動亂：1956年「雙十節」國民黨勢力藉故挑起真的暴動。（註8）親國民黨勢力備受抨擊，很多未正式納入港府教育體系的學院此前都曾有台灣資助，自此難以獲得支援，為籌辦另一所大學掃平政治障礙（註9）。在崇基的推動下，1957年初和教署主任Crozier開會得到首肯（註10），遂連同新亞和聯合書院共同成立專上學校協會（joint council），正式推動籌辦一所大學。
多難興校（三）：名正言順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令辦大學計劃差點難產：如何取名？解決方法同時能解答為什麼選定「中文」大學，而不採用「聯合」、「城市」、「維新」、「國子監」等等其他或許更適合的名稱。用中文教學只算是「次要」原因。
問題源於一個現在已廢掉的古老規矩。按當時英國的儀禮，大學地位獨特，一個城市只能有一所大學，其chancellor由皇室擔任，僅掛名主持，不負管理責任，更不便有雙胞。同一城市所有高等學府的學位，均由唯一一所大學頒發，由chancellor扑頭。（註11）其後大學普及，畢業生眾多，該規矩也廢除，chancellor也由知名人士頂替，並非全職。
因此整個大英聯邦，當時只有兩個城市因歷史原因，擁有兩所允許頒發學位的大學，而都是多難興校：一是愛爾蘭的都柏林，既擁有16世紀成立的Trinity College（”college”在外國即大學，如哈佛大學本科生念的是Harvard College），又有天主教的National U（即此前的Royal U、Queen’s U），是經長期血淋淋鬥爭的妥協產物。另一是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既擁有較老的McGill U，又在加拿大自治後（怕美國侵略，1867年合併4個殖民地組成加拿大聯邦，妥協奉行雙語制）成立用法語的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構思的大學若選錯名，必定在倫敦觸礁。慶幸崇基在未正式提出成立大學前，就未雨綢繆提防節外生枝，定調選用唯一能被採納的”The Chinese University”（”The”是關鍵，不是”a“更不是”any“），超前化解危機，餘下就是歷史。
多難興校 （四）：後顧前瞻
中文大學管治有沒有問題？難免。以前有沒有討論過有關問題？肯定有。討論有沒有結果？據聞2016年有個共識。（註12）大難當頭，如何自處？但願能又一次慶幸超越。往後如何？套用現在政治歪理：時勢「叵測」，不便「妄議」。（註13）
孔子修《左傳》時不知是否已預知有今天：「明恕而行，要（約）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註14）
利益申報：
筆者和中文大學沒有直接關係，文中所用資料，是在研究多個領域的不同問題時，在多個公開、不公開的檔案館和收藏中連帶看到，凑巧都涉及中大，可見其影響，堪列香港核心價值。
間接關係，要回到 90 年代末，和中大地理與資源學系地球信息中心一起，申請到香港政府最早的一批科研撥款（近千萬），用於遙感。N 年沒有跟進，據聞該中心已成爲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
更間接的，是筆者在北大的學生，有成為中大教授，也有擔任中大法學院創院時的法律學教育諮詢委員。
任何通訊，煩經灼見名家代轉。
註：
- QS排名，中國第五。
- 〈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中大學生報》
- 官員批語：“HK University: no doubt the creation of idealists, and a financial drain. But the ideal may still be worth pursuing, and to close down would be a bad ‘loss of face’. We have done what we could to support its claim and assistance from Boxer Indemnity funds but the matter is not in the hands of the C.O….There is no chance at all of any assistance from the Home Treasury beyond the nominal sum of £300 a year for scholarships (even that has been queried by the axe-wielders; but we have managed to hold on to i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University serves an imperial purpose and that this payment does serve as a symbols of the support of Hong Kong).”, CO 129/511/14.
- 崇基校友近日官方用語。
- 這體現在辦學團體的指導思想。1960年代，我有幸和何明華會督和關祖堯探討教會學校的定位，他們都強調，教育是潛移默化、引導（educate的拉丁原意）的工作，能教出好人就成功了，不必都成教徒；相反強行灌輸會適得其反。
- 崇基提出港九鐵路增設專站，若前者出資建設，師生可永久享用優惠票價。
- Sir James Duff和Sir Christopher Cox都是英國知名教育學家；Maxwell更是英國海外大學聯合會的主席。
- 1956年國民黨會同黑社會挑起暴動，死60人；1967年左派仿效紅衛兵挑起暴動，死51人。兩次流血事件改變了香港的軌跡，促成日後經濟起飛。
- 以新亞為例，早期還有蔣介石的支持，但逐漸被Yale in China替代。後者的代表Charles Long，是聖公會神職，曾幫助新亞籌款建農甫路校舍。錢穆和何明華會督相熟，有利日後籌備大學。
- 1957年初的會面只有教署主任Crozier不經意提到，我從旁證認為是和何明華會督連同Charles Long去談，代錢穆做説客，期待有人能提供更多資料。
- 有很多這類不一定成文的習俗，要瞭解香港的必須知道。又譬如，以前必須有主教、座堂才能稱city，否則只是town，所以開埠時只有town of Victoria，是1849年英皇制誥批准成立香港教區和建立聖約翰座堂時同時升級為city；連歷史博物館也曾出錯。
- 狄志遠，〈不要輕易破壞「共識」常規〉（2023.07.28）
- 我對1956年和1967年由左、右不同方面的投機、極端份子挑起的暴動都印象深刻。近日官場「新語」，勾起回憶，重聽起來倍感親切。
- 《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要」即「約」的通假字，應上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之「約之以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