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灼非 鄭：鄭國漢
文：鄭校長一上任不久香港就出現「佔領中環事件」（佔中事件，2014年），當時你剛好是校長會主席。2014年10月21日政府邀請你擔任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主要三位成員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與香港學聯五名代表（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常務秘書鍾耀華、常委羅冠聰和梁麗幗）對話。請你分享一下當時的經歷。
其實真正罷課、之後參與佔中的學生很少，但後來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早期各大學擔心學生的安全，所以叫他們撤退，避開危險。運動一直拖延對社會生活造成影響，帶來很多不便。你提及的政府與學聯對話，我作為會議主持，的確有些緊張。因為我們事前説好了規矩，不可以去對方那邊「送禮」，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發言，要尊重對方，不可以離座。萬一有人真的違規怎麼辦？我會請他們離席，很幸運並沒有發生。政府希望透過對話給學生下台階，然後撤離。但對話後反而變得激進了，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要求特首辭職，甚至要去中央見總理，幸好最終運動是和平收場。
支持學生關心社會，理性表達意見
對我來説，基本上是希望盡量減少學生受影響。當時主要的活動是在外面，所以對嶺大的影響只是有學生代表鼓吹其他學生去參加而已。要盡量保持正常的學校環境，這是我抱持的宗旨。作爲校長，我的任務是要保證大部分學生的讀書環境不受影響。至於少部分不讀書的，我覺得他們偏離了做學生的本份。我們支持學生在以學業爲主的前提下關心社會，理性表達意見，但是不能將主次倒轉了，更不可接受用暴力表達意見，強加在他人身上。
文：聽說當時有些校長想邀請各大學校長一起到金鐘現場慰問學生，最後只有港大和中大兩位校長出席。當時校長會是否談過這個問題？
鄭：其實其他六位校長事前不知道，當看到新聞才知道有兩位校長到了現場，後來我們（六位校長）都去探訪佔中現場的學生。
文：2014年算是幸運，運動和平收場。但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便複雜多了，可否分享一下你是怎麼處理的？
鄭：2019年反修例風波進入校園，氣氛比較恐怖，有些學生在最緊張關頭都不敢住在學校，香港學生回家；内地生立即回大陸；外國生逃離香港，返回自己國家。在最恐怖的時刻，同事要想辦法找一個安全的時間點送他們離開校園到機場或高鐵。
校園其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所以沒有受到很大的破壞。只是有些學生不滿其他學生不參與，寫了一些標語，例如駡「嶺南豬」，不參與就是豬。其實參與的是極少數，但是他們造成一個恐怖的氣氛。有部分學生我們知道他們是誰，有些我們不知道，他們不直接跟校方負責學生事務的人打交道，只透過中間人打交道。我相信這是最激進的一批，分分鐘會用暴力，戴着整套盔甲。真正的破壞是學校由美心經營的飯堂，我聽同事説，凌晨1時多，有10多20個戴着黑面具的黑衣人來到學校餐廳，叫守衛走開，說：「我們不會傷害你們，只是來打破東西。」
有一次很危險，當時應該是2019年的國慶日，我在北京參加國慶閲兵儀式。晚上我收到信息，指嶺大學生已經攔了學校正門口，攔了青山道，估計會出大事，如警察去清場隨時會追入校園。我找同事跟攔路的學生說，這樣會傷害學校，叫他們搬走。好在學生聽話，真的搬走了，否則校園可能發生一場追逐戰。
那段期間很難忘記，地鐵、巴士隨時會停開；路上會突然出現磚塊，車輛都不能經過，沒想到香港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成爲這樣的城市。香港一向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夜晚外出也不怕，2019年居然會出現那種情景，不可思議。
觀察了解社會運動，並非參與遊行
文：可否分享一下，你作爲觀察者跟著嶺南學生遊行的經歷？
鄭：那次我和劉智鵬及莫家豪兩位副校長都參加了。那天是星期六，對上個星期是7月21日，元朗出現白衣人毆打其他人事件。先説一下背景，其實示威不只是嶺南的學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都有去。八大校長會有一個共識，不贊成他們去遊行。嶺大那個星期六剛好是校友日，很多校友回來參與活動，住一下宿舍。因爲突然出現7.21事件，我們便取消了校友回校日，有人提出「學校不搞，我們自己搞。」結果，號稱有1000人在學校聚集，包括我們的學生、校友甚至有一些街外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因爲發展到那個階段很多人會去學校搞事，利用他們在其他大學的朋友搞事。
當日他們走過來遞信給我，要求校董會將某校董撤換，我接收了信。但好幾次接這些信都是我被公審的時候，有時被審問1個小時，有時2個小時。當日我收了信，要審問的事也問了，他們便提出要我參加遊行，我表示不贊成遊行，他們說：「八大校長已經出了聲明，你們坐在冷氣房發聲明，知道我們遊行有多熱、多辛苦嗎？我邀請你們和我們參加遊行。」我回應不會和他們一起去遊行，也反對遊行。
有學生問：「你可不可以過來看看呢？」我跟幾位同事商量後，答應去參觀和了解情況，但不是去遊行，只是觀察。我們觀察了半個小時便走了，期間我見了記者4次，說：「我不是來遊行，我只是觀察而已。觀察完畢，我便會走。」我走的時候，遊行還沒正式開始。聽説我離開之際，有人在搬動鐵馬 ，幸好我走得快。
之後支持政府的和反對政府的人都批評我，但也有人說我是「蔡元培」。其實我只是答應了學生去參觀。其他大學校長也對我有意見，認為我叫他們不要去但我卻去了。因爲7.21事件發生在元朗，元朗在嶺南校園附近，學生說他們感受到那種恐懼，所以去抗議，我覺得從關心學生安全的角度去觀察一下情況，才有此舉動。
文：你很技巧的化解了學生對你的攻擊，當時你在校園，好像是被「挾持」參加的。
鄭：我是被「挾持」去的，有些人送了一個背囊給我，裏面有頭盔，也有其他遊行用品 。我拒絕接收， 表示不是去遊行，不需要這些保護，真的有事發生時，這些東西也保護不到我。
學生會不再享法定地位，只是校園組織
文：2019年後整個大專界都很肅殺，學生組織陸續瓦解， 自行退的退，被勸退的也退 ，或者找不到發展方向。你如何看待大學生組織的去向？他們參與校政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鄭：首先說學生參與校政，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很歡迎學生透過學生組織向學校反映意見，有助學校更了解學生的情況，制定更適當的政策。但是我覺得在過去十年，幾乎所有大學的學生會都變了質。他們不再願意擔任橋樑角色，成為了政治異見組織，反對政府，大部分還反對校方。學生代表不想作為學生橋樑，而是來監察大學。
我們會修改《嶺南大學條例》，將學生會從我們的條例之中剔除，意思是學生會再沒有法定地位，它依然是在香港政府或在《社團條例》註冊的一個組織，但是它將不會在大學擁有法定地位。大學將會直接透過選舉選出一名本科生和一名研究生進入校董會、諮議會和學務委員會。至於其他那些較小規模的委員會，我們或許透過一些學院遣派代表。
至於現存的嶺南大學學生會將來的路向由他們自己決定。大學只當它是其中一個學生組織，也成立了一個研究生會，與現存的學生會沒有關係。將來會根據那些合法、有向大學登記的學生組織提供地方和設施，但不會把資源交給學生會。如果它繼續存在和運作而沒有違背大學校規，我們會繼續按需要提供設施，但學生會不再享有獨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