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善本珍藏有什麼價值？如何反映中西交流歷史？

編按：2023年，香港中文大學迎來60周年校慶。值此重要時刻，當反思大學使命──「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歷史意蘊與時代價值。大學圖書館藉此難得機會，舉辦紀念展覽，展示館藏中日益豐富的西方漢學珍本，並出版圖錄記錄了展出的藏書。本社獲授權轉載圖錄導言，現分兩期刊出，以饗讀者。

承接上文：〈中大建校六十載重思大學的使命──「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源起〉

在中大圖書館的首任館長裘開明博士（1898–1977）的領導下，圖書館的珍本典藏逐漸成形，他開始收集罕見的中文古籍和手稿，以補充繼承自新亞、崇基和聯合書院的極其有限的珍本藏書。為此，裘博士發揮他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的多年經驗，（註1）最終萃集了從元朝到清朝中期約16000冊藏書。在西文古籍專家施達理博士（Colin Storey，2000-2012年間在任）的任下，圖書館開始以採購為主收集關於中國的歐洲早期書籍。到李露絲女士（Louise Jones，2013–2021年間在任）擔任館長，她特別慷慨撥資，加快購買歐洲漢學著作的步伐。此外，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學發展輔助金及語文培訓補助金的資助下，大學圖書館也從歐洲、中東和中美洲獲得了一些中世紀手稿的副本。

書籍在歐洲與中國既相似又不同

中大圖書館的西文古籍珍藏具有雙重價值：首先，它記錄了西歐印刷文字由15世紀至19世紀末的歷史，尤以前300年為重點；其次，它詳細追溯了早期中西關係與西方漢學的歷史，包括歐洲對中國語言、社會和地理的理解。

就第一點而言，西文古籍提醒我們，書籍的歷史在近代早期的歐洲與帝制中國既相似又不同。眾所周知，現存最早的漢字發現於金屬或骨頭等硬質表面上。（註2）至少從戰國時期開始，人們也在木簡或竹簡上書寫文字，就像古代地中海地區的莎草紙。而造紙術在漢朝已出現，原料包括破布和樹皮。雕版印刷（xyloglyphy）始於唐朝，並在接下來的1200年主導了中、日、韓的書籍製作。期間也發展出活字印刷，但由於漢字數量眾多，印刷數千個字符成本較高，並不太適用於中文的書寫系統。在這段漫長的時期中，發生了許多變化。在10世紀，國家試圖為中文典籍製作標準化的印刷雕版，而貫穿歷史，印刷與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的傳播密不可分。從宋朝開始，許多城市的書籍出版業均由科舉考試帶動。雖然如此，各類文本的圖書貿易生機勃勃，從小說到百科全書，不同的書局為不同的市場服務。（註3）明清時期人口增長，書籍貿易也相應大幅擴增，每年印刷的書籍成千上萬，遍布帝國的各個角落。這一時期，文本的格式也出現了各種變化，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與歐洲近代早期的典型書籍相比，中文文本和副文本（如註釋和評論）並未在書頁上作出區分，要直到19世紀才開始有所區別。（註4）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印刷術均是在蓬勃的手稿文化背景下興起的，手稿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印刷書籍在形式與用途上的發展。在地中海地區，早在晚古時期的手抄本和皮書冊興起之前，手稿文化已相當活躍，最初以莎草紙製成的捲軸呈現；同時，在蠟板、木頭和石頭上書寫（通常是大寫字母或不加空格的草書體）也很常見。其實，古羅馬人的讀寫能力和書寫的文化意義均達到極高水平，以至於最近歷史學家也開始質疑古羅馬乃「口語文化社會」的觀點。（註5）

公元5世紀左右，羅馬帝國權力、文化、城市發展和地中海貿易（尤其是西地中海地區）的衰落，見證了手稿文化的巨大變遷。（註6）例如，在一段時期內，一種叫做安修爾（uncial）的圓角大寫字體在書寫拉丁語和希臘語中都很流行，隨後出現了我們更加熟悉的小寫體，單詞之間的間隔也開始出現。在政治格局支離破碎的西方世界，這一字體的演變略不相同，被用於複製、撰寫各類古典與基督教文本，當時新興的一些地方語言也採用了這種書寫體。（註7）公元1000年後的數世紀中，隨着城市生活再次在西地中海和歐洲北部地區重現生機，大學和學校紛紛湧現，書寫體也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包括哥德體的發展和手稿插圖的興盛。這一時期，（由煮沸的破布製成的）紙張也從東亞經由伊斯蘭世界進入歐洲，這種紙雖然不如牛羊皮紙耐用，但價格相當低廉，更易製作，大大增加了可供閱讀的手稿數量。14世紀晚期，學術風潮改變，從經院學派沉悶的神學化亞里士多德主義，轉變為文藝復興中輕快的古典主義，紙張的發展也令古典文本和人文文本得以快速傳播，先是意大利，然後散播至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區。

鑒於歐洲文字以字母書寫，每個字形相對獨立，使用活字印刷不僅比在中國更可行，而且是理想之選。這意味着生產金屬的活字，每個活字上都刻有一個字母或符號，排列活字即可創造單詞和句子，覆上墨水，用印刷機緊緊壓在紙上，這種印刷機裝置可能是受到葡萄酒壓榨機的啟發。印刷過程可以重複多次，為同一頁文字製作多個副本。圖像也可用木雕或金屬模板印刷。雖然這一過程通常有多人參與（有時亦包括博學之士），但錯誤依然難免，所以在書的末尾往往附上一份勘誤表，書也會被裝訂為典型的抄本形式。於1501年之前印刷的書籍通常被稱為搖籃本，中大圖書館有幸擁有其中數本，最古老的一部即1477年威尼斯版的佛羅倫斯的聖安東尼（St. Antoninus of Florence）《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發明活版印刷術後，歐洲讀者可以取得的書籍數量立時激增。雖然人們對其影響仍有爭議，但顯然，近代早期的歐洲發生了一場類似信息革命的變革，連鎖式地引發了新思想在科學、政治等領域的發展。（註8）當然，像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這樣的文藝復興學者，可以閱讀遠比前人更多的古典作品，他們從中獲益匪淺，而新的信息傳播方式無疑也有利於新教改革。（註9）此外，信息的劇增令人眼花繚亂，而參考書和百科全書總結多本書籍的內容，則可盡量減少信息過載，因此也得到大力發展。（註10）

儘管在古騰堡的時代，印刷已有所創新，但印刷書籍仍然刻意模仿手稿。例如，頁面排版（如學術性文字的豎欄）仍可以識別，也沿用了之前的字體（如哥德式、人文主義草書體等）。另外，搖籃本往往加上彩飾（即插入繪圖）或文字加紅（即重要文字以紅色或金色墨水書寫以示強調），與手稿無異。此外還須注意，隨着印刷術的出現，手稿並未從歐洲或中國完全消失。雖然印刷非常適合大規模製作標準的書籍，但並不適合個人信件、草稿、筆記、個人作品的少量副本、政府文件和秘密訊息。出版商在地理上的分布也不均勻，主要的城市中心可能集中多家出版商（如巴黎、倫敦、羅馬、馬德里等等），但較小的城市和農村地區可能只有寥寥幾家，或者根本沒有。因此讀者不得不依賴更大的書籍市場，同時輔以手稿文化。加之，由於大都市的壟斷和歐洲印刷業發展更早，直到19世紀，美洲城市中的印刷機不僅數量較少，也不如歐洲印刷機先進高效。最後，印刷書籍有時並不被視為成品，而是像中世紀的工作手稿一樣，是仍在創作中的作品。例如，學者們常常邊讀邊寫，在印刷書的空白處寫滿評論和引述。有些版本甚至會為此特意在頁邊空白處留出空間。對於閱讀史和學術史而言，這些批註是無價的寶貴資源，其價值日益為思想史家所發掘。（註11）

隨著時間推移，一個成熟的書籍市場在歐洲及其帝國版圖上發展起來。（註12）中大圖書館的許多藏書都反映出這些書籍市場中心的盛況，包括威尼斯、羅馬、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每個城市、每家出版商均專營不同類型的書籍，形成了一個高度細分的市場。例如，威尼斯出版了一些最優秀的人文主義書籍（如阿爾丁出版社），而羅馬作為天主教世界的首都，則成為了亞洲和亞洲語言書籍的印刷中心。印刷商還常常印製不同版式、尺寸、數量的書籍，以符合學者、學生和其他識字階層的需求。從廉價的通俗讀物（街頭文學）到多卷本的經典著作，各類書籍不一而足。18世紀早期，隨着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尤其在荷蘭、意大利、英國和法國，日報也應運而生。

當然，信息傳播的便利，也引起了世俗當局和教會權威的不安。因此出現了複雜的許可審查制度，出版前後均需獲批，限制了出版自由。例如，法國和英國當局都要求印刷商在印製特定書籍時必須取得相應的許可證。印刷商必須首先提交文本，審查後才可獲批。在天主教世界，宗教法庭試圖以書籍審查（包括在出版後刪除特定名字和詞句）打擊異端邪說，還製作了一份《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註13）這一審查制度雖然存在一定的靈活度，但無疑阻礙了科學革命在天主教歐洲的發展。（註14）然而，這些審查工作也引發了其他後果，尤其在英國，1689年光榮革命之後，國內日益活躍而富有的精英階層成功牽制住國王的權力，終於廢除了審批制度。

《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書影。（Wikimedia Commons）

追溯早期的中西關係史和西方漢學發展

由上可見，圖書館的珍本典藏生動地反映出西方書籍的發展歷程，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些珍藏的第二大重要意義：追溯早期的中西關係史和西方漢學的發展。我們不應忘記，大部分中西關係的早期階段都發生於與近代截然不同的前現代語境中。其實，毫不誇張地說，前現代性好比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縱觀歷史，按照我們的標準，那時大多數人的生活只會讓人聯想到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自然狀態的描述：「孤獨、貧困、污穢、野蠻而短暫」。當然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氣候和習俗，但「東方」與「西方」的狀況都大抵如此，也沒有現今所謂的「北方世界」（Global North）或「南方世界」（Global South）之分。實際上，全世界城市地區的發展水平驚人地一致，或者說存在一個天花板，沒有任何社會能夠突破。西羅馬帝國解體後，中國由唐至清，始終略勝西方一籌，一直到18世紀。各國在技術和自然知識方面的差異也微乎其微。在利瑪竇的時代，歐洲在數學、地圖學、天文學和技術製圖等方面稍微領先。然而，兩者之間的差距微不足道，也沒有轉化為有意義的發展優勢。（註15）我們應銘記這點，這些潛在的流變塑造了中國與西方之間急速發展的關係，並在一個相對平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但由於相距遙遠，雙方互不了解，二者的關係難免僵硬。

中大圖書館收藏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歐洲書籍，正如這些書籍所表明，歐洲與明朝的第一次重要互動，是處於伊比利亞人在中國南海從事貿易和劫掠活動的背景下。（註16）當時許多商匪團體在海上尋找機會，其中，葡萄牙商人以及與之同行的亞洲、非洲海員在1511年征服了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港口，第一次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註17）新來者企圖取代東南亞商人成為南海上的中介商，加上中國當局對待葡萄牙使團態度過於嚴苛，引發了一段最早期的衝突。最後，這些外國人成功抵禦了敵意更甚的其他群體，從而證明了他們的防禦價值，並在1557年獲准使用海岸上的一小塊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澳門。早期的貿易與外交時而暴力，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撰寫了近代歐洲第一部關於中國及其歷史文化的著作。他根據1575年西班牙赴福建使團兩名工作人員的報告，概述了晚明社會的各種特徵，並指出中國龐大的人口可為傳教士提供大量機會。

耶穌會成立於1534年，率先把握住機會，在澳門建立了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前哨，以便在中國傳播宗教。傳教士雖然人數不多，但對中西關係影響巨大，他們是最早了解中國的歐洲人，也是中國人了解歐美的源頭。特別是利瑪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等傳教士，他們在中國與西方的雙重語境下革新了地圖學，既為歐洲人提供了第一張詳細的中國地圖，也為中國帶來了第一張世界地圖。（註18）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利瑪竇的1602年世界地圖，在中國這是第一張詳細描繪東亞以外的地圖，此後在中國、日本和其他地區多次複製。（註19）在歐洲，衛匡國於1655年在《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系列中出版的《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也同樣變革了地圖學，首次向歐洲觀眾呈現了詳實而精美的明代十五省地圖。

在歐洲，衛匡國於1655年在《寰宇概觀》系列中出版的《中國新圖志》變革了地圖學。（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圖片）

當然，若要在東西方之間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就必須克服語言障礙，對於不熟悉東亞人文傳統的歐洲人而言，這並非易事。不過，耶穌會士在漢學上的優勢，在於他們可利用人文主義文獻學的工具來解決問題，這些工具最初被應用於拉丁文和希臘文，但亦被應用於歐洲方言，以及後來的非歐洲語言，旨在以世界各地語言編撰文本，供傳教之用。傳教士遇到的各種中國語言，雖然不同於他們在印度遇到的眾多印歐語系語言，但其語法卻也有章可循，亦不乏易於辨識的模式和結構，深入了解另一種（儘管不相關的）人文傳統亦有助於他們接觸中國語言。（註20）他們所獲得的這些知識將被傳達給歐洲的讀者，因為從17世紀開始，大多與中國有關的記述都包含了對中國語言以及書寫文字的描述，這些描述儘管往往令人費解，卻相當詳盡。隨着近代早期的進展，愈來愈多語言被編入歐洲式的語法中，包括藏語；《西藏字母》（Alphabetum Tibetanum, 1762）就是一部關於西藏的傳教知識百科全書，輔以大量對比東西方宗教傳統的討論，最近已被納入中大圖書館的典藏之中。

以語法和詞彙為起點，耶穌會漢學很快就轉向了對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和翻譯。（註21）若干翻譯作品進入歐洲，開啟了新的哲學景象，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中國聖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它的出版緊接着1662年建昌版木刻《論語》。《中國聖哲孔子》在巴黎以高標準印刷，包含「四書」中的前三本（《論語》、《大學》、《中庸》），不僅概述中國哲學，還囊括了一篇詳盡的孔子傳記和逐行批語；至少部分批語是來自朱熹（1130–1200）和張居正（1525–1582）的中國評註傳統。此譯本與當時其他的耶穌會文本所呈現出的孔子形象，既不失其中國性，又受到一定的基督教化，它將在未來數世紀中繼續塑造歐洲的漢學，並啟發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和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745–1754）等歐洲哲學家，因為這位中國聖人正是一個非基督教的理性化身。更甚者，孔子作為「哲學家」（以狹義歐洲定義而言）和典型中國人代表的身份，也都可追溯到這本書。

透過耶穌會作者，歐洲讀者也了解到中國的悠久歷史。衛匡國在1659年出版的中國歷史著作詳細介紹了從神話起源到漢代的早期歷史。後期歷史則見諸於各類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同時，他們也細緻考察了中國歷史年表（尤其是關於大洪水的記述），以確定其是否符合《聖經》年表。他們還認為，明朝的衰亡可作為其他朝代的教訓，因此明朝的覆亡也成為多部專著論述的主題。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時代以來，關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可靠詳情，也在這一時期首次傳達到歐洲。許多文本都包含這類敘述，包括對利瑪竇日記的整理翻譯，以拉丁語譯本於1639年出版，以及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於1672年以拉丁語出版的中國傳教史著作。

在所有早期的漢學著作中，最出名者（或最臭名昭著者）莫若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1667），這是一部巴洛克式的博學巨著，深刻地塑造了近代早期歐洲對中國的理解。儘管基歇爾從未離開歐洲，但他與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士通訊，而且他身在羅馬，可以接觸中國傳教士的報告和手稿。因此，他得以詳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並將其與基督教的神聖世界觀相結合。據他推測，中國漢字是在《聖經》大洪水後從埃及引入的，而且他着迷於新近發現的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上記載了基督教聶斯脫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ity）在中國北方的傳播。對於基歇爾而言，這無疑證明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也說明其與正統天主教相切合。（註22）

莫若基歇爾的《中國圖說》是一部巴洛克式的博學巨著，深刻地塑造了近代早期歐洲對中國的理解。（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圖片）

除了廣義上的人文學科外，科學和醫學在耶穌會傳教與更廣泛的中西早期關係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註23）從數學到彈道學，任何知識領域只要可能吸引中國精英階層的注意，耶穌會士就會加以利用，然後介紹他們了解基督教。例如，利瑪竇與基督教士大夫李之藻（1565–1630）合作，根據利瑪竇的老師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共同編寫了一本算術手冊。（註24）利瑪竇還將歐幾里得著作譯為中文，並針對幾何學的特定方面撰寫多部論著。（註25）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中國之學最玄妙之處在於中醫。在許多方面，中醫都與前現代的西方醫學非常相似，因其基於人體的氣血津液，相應的藥理學也相當發達。但也有新元素，例如脈診、灸法和許多中醫常見的藥用植物和方劑。歐洲讀者對中醫藥的了解，來源於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el Boym, 1612–1659）對各類中國論著的拉丁語翻譯，這些譯本於1682年以《中醫臨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之名出版。此外還有大量關於亞洲醫學與植物的出版物，最早的是葡萄牙博物學家奧爾塔（Garcia de Orta, 1501–1568）的《印度草藥與醫學》（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he cousas medicinais da Índia），隨着各國與亞洲的深入互動，亞洲醫學引起了葡萄牙人以及後來的荷蘭和英國醫生的濃厚興趣。

在利瑪竇、羅明堅和湯若望的時代之後，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在短期內由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國耶穌會數學家主導，如安多（Thomas Antoine, 1644–1709）、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9–1720）、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和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除了在欽天監任職外，他們也負責繪製了清初最偉大的地圖──《康熙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集很快傳到了歐洲。儘管取得如此成功，隨著教宗克勉十一世（Clement XI）決定對中國禮儀之爭採取強硬立場，他於康熙在位期間禁止中國基督徒祭拜祖先或以特定中文詞語指稱基督上帝，天主教會與清廷之間的關係顯著降溫。儘管如此，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愈來愈多的普通西方人來到清朝，大量記錄了他們的所見所聞，例如丹麥商人伊戴斯（Evert Ysbrants Ides, 1657–1708）在旅行札記中記述了他從莫斯科來到北京的旅程。

也是在這一時期，來華歐洲人的來源地從天主教地區（如伊比利亞半島、意大利、法國）轉變為新教地區（如荷蘭、英國），但他們很快就會受制於廣州一口通商（1757）的貿易限制。從英國等新興貿易大國的角度來看，這當然遠非理想。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派遣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勳爵訪華，要求乾隆皇帝向英國商人開放中國市場。使團的詳盡記敘首開先河，加上以版畫細緻刻畫他們在北京及各處的所見所聞，促使一連串有關中國的英語原創著作出現，它們補充了在十八世紀廣泛流傳的耶穌會作品譯本和摘要。得益於這些關於中國的文本和圖像，人們在建築和設計方面對中國風格的品味日益濃厚，並在18、19世紀蔚然成風。

在這一時期，新教傳教士也按照歐洲語言學標準將漢語編纂成書，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創造新的語法和詞彙，並將中文作品譯成英文，最終促成了蘇格蘭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著名譯著。不過，正如馬六甲英華書院（即後來九龍英華書院的前身）印製的1831年版《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所示，這些都是早期耶穌會傳教工作的延伸。事實上，語法的原始文本由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以拉丁語的天主教禮拜語言編寫。然而，新教與天主教傳教士確有不同之處，表現在他們對醫學和修建醫院的重視。這始於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觀察到大量民眾患有眼疾，於是在廣州創辦了廣州眼科醫局（即博濟醫院），後來孫中山也進入這裏的醫學班學習。正如圖書館典藏中保存的醫院報告所示，當地居民的醫療需求巨大，透過提供眼科以及後來對其他病症的治療，傳教士得以吸引信徒加入基督教。這應歸功於18世紀後期歐洲現代醫學的快速發展，新教傳教士才能夠為潛在信徒提供行之有效的新技術。隨着「大分流」步伐加快，其影響從經濟和醫學，擴展到相關的技術領域與軍事實力，中西關係即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這就另作別論了。

結語

香港中文大學創校60周年之際，正是反思其最初使命的絕佳時機──「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儘管推動這一理念的原因可追溯至19世紀中葉，但歐亞大陸兩端的文化交流早在數百年前就已迎來了它們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隨着西歐和明朝中國之間建立起直接的貿易路線，先有滿懷好奇的商人，後有因拉丁語、希臘語出眾而被選中的博學傳教士們，皆開始撰寫有關這片廣袤帝國的記敘與史述。耶穌會士不久便意識到，通曉經典是打動明朝精英階層的妙法，於是開始認真鑽研中國的人文學科。因此，他們不僅翻譯了大量中國經典文獻，也撰寫了諸多關於中國文化的詳實研究，其中許多被歐洲媒體報道，為他們在亞洲傳教爭取到一定的支持，歐洲漢學即發端於此。到18世紀，意大利、法國、英國的學者已然獲得大量關於亞洲尤其中國的信息。其中包括醫學、音樂等不同領域的翻譯和論著，而這些文本隨後又從拉丁語轉譯為各種歐洲語言，廣為流傳，掀起了一陣名副其實的中國熱潮。

當我們反思早期的中西關係與漢學學科之發端時，我們會驚異於中西初步接觸的試探性，以及為達到互相理解而不得不克服的種種艱巨挑戰。我們可以想像，歐洲傳教士初次遇到中文字符時的震驚，東亞精英對此諳熟於心，但他們卻需付出多年的艱苦學習方能掌握。而外國人的奇怪宗教、知識傳統和習俗，對於中國人而言也同樣難以捉摸，無論是在澳門的大本營，還是在耶穌會士壟斷欽天監職務的北京，皆不例外。

今日亦然，我們或許能感到兩者之間存在着一個極待跨越的巨大鴻溝。語言依然是棘手的障礙。相比19世紀，中西習俗風尚雖然已更加相似，但仍各有不同。然而，回顧過去數百年，或許我們可以獲得些許安慰，只需付出一點努力與善意，中西不僅可以交流，更可以相知、相賞甚至相愛。正如詩人之語：

讓我們祈願這天早日來到
（無論如何一定會到）
真知與品格，遍布天涯海角無論如何，任他如何
這一天定會來到
那時四海天下所有人盡皆親如兄弟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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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段歷史的概述，請參見Jerry Norman, Chinese: Jerry No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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