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足夠的經濟增長，政府的稅收就下降。緊接着，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至少是財政能力）急速下降。從世界範圍看，一旦經濟惡化，很難保障人性光輝永存。在台灣社會的一些方面，人性惡的方面已經表露出來。儘管如此，在選舉主導的民主下，政治人物仍然做不切實際的考量，為了自私利益，或者為了選票，過度對選民做福利的承諾，而不是針對實際情況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就是希臘陷阱：經濟增長乏力，政府不但無能消減福利，反而為了選舉增加福利。社會抗議潮不斷，甚至激進化。這是典型的民主治理危機。無論政治人物還是社會，所關心的僅是誰掌握政權，沒有人在真正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長遠來看，這對台灣民主的影響可能是致命的。
烏克蘭陷阱：台灣外交過度民主化
從外部來說，台灣也在一定程度上面臨「烏克蘭陷阱」。台灣如果要在國際社會生存發展，就必須和中國處理好關係，這要求台灣具有高超「外交」能力。不過，台灣的外交已經過度民主化，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已經不可能。
正如內部政治，台灣外交經常表現「激進化」趨向。「激進化」具有兩方面的根源。一是來自社會，尤其表現在傾向台灣獨立的政治勢力，他們簡單地相信，因為台灣是民主社會，台灣自然佔據國際上的道德制高點。他們幻想其它民主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會為台灣民主而和中國對立甚至衝突。二是來自政治人物，他們可以通過民主機制「挾持」民眾，置中國大陸的利益於不顧，走民粹主義路線。事實上，中國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已經急劇改變了台灣的地緣政治局面。如果台灣的政治人物挾持民主做冒險的事情，或會陷入「烏克蘭陷阱」。
民主的驕傲與傲慢
如此看來，台灣民眾享受民主政治所各種好處的同時，也必須考量台灣民主。從經驗看，對民主的批評早在古希臘就有了。亞里士多德論及古希臘的各種政體時，並沒有把民主視為是最理想的政體；相反，亞里士多德認為民主容易衰落成為民粹主義，甚至暴民政治。他相信，類似共和政體那樣的混合政體最為理想。在近代民主化高潮之時，西方更存在大量民主批評者。即使在當代，西方仍然有大量的反思和批評民主的聲音。
實際上，民主批評一直是西方民主進步的重要動力。只是在西方之外，在民主成為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具有道德化的意識形態時，批評民主往往視為政治上不正確。作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範，台灣的確可以為和平理性的民主化感到驕傲，但如果民主的驕傲演變成為民主的傲慢，結果必然會是悲劇。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是最保守的，也是最激進的。說其保守，因為在政治力量互相制約和否決的情況下，什麼事情也做不了。說其激進，是因為什麼力量都可以自由地站出來，動員自己的支持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保守和激進的兩極實際上是同一件事情：因為保守，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因為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便需要訴諸激進的方法。今天，在世界範圍內，極左政治力量（例如英國工黨）和極右思潮（例如法國的國民陣線和美國特朗普主義）都在崛起。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台灣民主的走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