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是近年香港的熱門詞──政府政策出現爭議，輿論多會認為是政府管治出了問題；冰球隊出賽播國歌時出錯，政府認為是機構管治失當，下令要冰協檢討；中文大學近年頻頻出現風波，出任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指中大管治有嚴重問題，校董會需要改革。中大於是在去年12月成立「檢討大學校董會規模及成員組織專責小組」，並在今年4月17日提交報告。
一家機構如果平日運作正常，管治就應該算是有效；只有當危機突然發生，管治的強弱才真正受到考驗。
有評論指中大管治出現問題，源於20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校長段崇智被指處理學生鬧事手法不當，政圈有聲音要求段崇智引咎辭職。到去年遴選校長，中大又被指程序草率、欠缺透明度，匆匆通過續聘段崇智任校長。其後，中大又繞過校董會改校徽，結果引來更大爭議。這次不但在政圈，中大校內外都有不滿呼聲，認為改校徽是「大件事」，不能「黑箱操作」。幾場風波接連發生，令中大一再陷入危機，中大管治問題於是成為眾矢之的。
關於香港高等教育管治制度的檢討，回歸之後先後有兩份報告：第一份是2002年發表的「宋達能報告」（Sutherland Report），第二份是2016年公布的「Howard Newby 報告」。兩份報告前後相隔14年，其間高等教育在各方面都出現急劇變化，而香港的政局和社會就變得更加複雜。正如Newby報告中所言：「院校面對的世界，轉趨競爭為尚、市場主導、不擇手段及牟取暴利。院校須在一切保證不再、前景難料的情况下，掙扎求存，向前邁進……在競爭日熾的環境下，院校風險及信譽風險實際上有增無減。」（頁3）
應付政治風波 不是考核大學管治的標準
競爭雖然激烈，但本地大學在面對全球化、知識爆炸，以及新科技急速發展、傳統價值觀動搖等挑戰下，8家本地政府資助大學的表現都十分出色，無論在國際排名，或各家大學在各自專精的領域內居世界前列位置。這些成就都絕不簡單。
大學的管治水平，考核標準主要是學術成就、教學素質、知識轉移、培養人才，而不是應付政治風波。如果以教育上的實際表現作指標，香港的大學管治成績絕對是在及格以上。
以最近引起連番爭議的中文大學為例，在世界大學排名及本地學生報讀方面，中大近幾年的表現都非常理想，並沒有受到過去幾場風波影響。
至於收生，本地及外來（包括內地）學生都沒有受所謂「暴大」之名的影響，報讀中大的情况非常踴躍。
雖然世界排名並不代表一切，但多少反映了國際機構對中大的評核結果。至於報讀情况，就更直接反映一家大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果像某些評論所指中大管治水平不濟，那麼它的成績從何而來？難道管治差劣都可以取得如此佳績？
不見任何院校管理層是搞事分子
不少評論指本地大學出現管治問題，箇中原因其實都跟政治大氣候有關。政治衝擊令大學生變得激進，特別是2019年修例觸發的政治大風暴，連特區政府都方寸大亂、進退失據，大學管理層又怎能應付得來？
環顧本地各家專上學府，我們看不出有任何一家的高層管理人員是政治搞事分子，或故意跟政府對着幹；相反，在風暴逐漸平息後，大學都表現出處處跟政府合作，無論在國安法教育、認識國情、收緊對學生組織的規管等等，大學都跟政府全面配合。這方面的管治，試問還有什麼好批評！
內地對香港高等院校的評價，比本地政界人士明顯要高得多。香港的大學近20年往內地開辦分校，蔚然成風。而開啟此風氣的先行者，是香港浸會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在珠海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UIC）。其後中文大學在深圳辦分校，短短10年之間，深圳中大在廣東省內已經成為名校。香港大學則在深圳開辦醫院，也取得可觀成績。此外，港大跟其他幾家香港的受資助大學都已紛紛「落戶」，在深圳覓地建分校。
香港的大學「北向發展」，都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原因是內地認可香港的專上教育水準高、科研實力強、管治水平好。在國家銳意推動高等教育現代化、多元化發展，要培養更多國際化人才時，香港的經驗和成績都成為內地借鑑的對象（一篇很好的參考文章：〈港大、港中大、港浸大、港科大紛紛佈局內地──港校北上，將如何影響高等教育格局？〉，2023 年1 月10日《羊城晚報》）。
國家建設一流大學 香港經驗彌足珍貴
國家要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就需要建立一流的大學、培養一流的人才。在現代科技文明下，大學是「三新」的泉源──新觀念、新知識、新型人才。現代社會科技化程度愈高，大學在這3方面發揮的作用就愈大。香港的大學教育源自西方，最初是英國（香港大學就是按英國高教體制而建立），後來是美國（中文大學的制度主要是美式，如學分制、4年制），而且在學術發展上，香港一直跟西方國家保持密切連繫，令本地大學保持着國際化、西化及現代化特色。國家要發展一流大學，香港這些經驗彌足珍貴。
內地對引進人才及選派學生往外國學習，香港高等學府都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改革開放初期，內地跟外國斷絕了交往數十年，高等教育對外交流，主要就是通過香港的大學。中大在國家開放初期，就安排了不少內地年輕學者先到香港，習慣了跟內地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後，就啟程赴外國留學。香港在這過程中，儼然成為內地與國際開展人才、知識交流的窗口和橋樑。
隨着內地對外開放程度日高，香港的作用不復當年；然而有一點內地大學仍未趕上的，是招聘國際人才。內地受體制所限，不容易招聘外國學者和研究人員。現在中國跟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美歐的高教界跟中國交往都格外小心，害怕惹上政治麻煩。相比之下，美歐學術界人士仍然願意來港，香港的大學因此仍然能夠維持高度的國際化特色。
在大學管治風波的爭拗過程中，內地不論官員和媒體輿論都一直保持低調，不予置評；風波主角、中大校長段崇智也並未成為內地媒體的批判對象，愛國媒體反而不時報道他回內地參觀交流。國家重視人才、重視高級知識分子的貢獻，到底是學者還是政客對國家的發展作用更大，大家心知肚明！政治風暴已經過去，窮追猛打的「責任追究」，應該告一段落了！
勿因政治風暴毁香港高教支柱
正如Newby報告所言，「現今世界，良好管治就是各院校賴以長期持續向前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頁32）。中大要改革校董會是勢所必然、無可迴避。中大校董會在4月17日公開表示，贊同專責小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2016年重組校董會的方案仍然合適」；報告建議校董會成員總數減少四至五成，收縮到25至34人，並大幅增加校外成員比例，以作制衡。
該報告書另一個關注點是校長任命，報告建議校長任命由「多數校董」通過，門檻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現在香港要搶人才，四分之三的通過任命門檻，顯然偏高。以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氣候，任命門檻太高，不利於國際級學者來港當大學校長。
多少年來我們都相信，專家治校、院校自主、自由開放是本地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場政治風暴，就把香港高等教育賴以成功的支柱毁於一旦。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