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再次和平落幕。民主化以來，儘管選舉時有不同程度的暴力行為，但從全球看，台灣的民主化可算是非常理性與和平。這由內外因素造成，內部而言，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成為高收入的富裕社會，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民眾的教育水平高，行為理性。如果沒有兩蔣時代的高速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台灣可能只有類似亞洲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的民主。
外部而言，台灣政治精英面臨美國和中國兩方面壓力。美國支持台灣民主化，並且對台灣的政治精英能產生實質影響。如要得到美國支持，台灣政治人物的「民主行為」至少為美國接受。同時，台灣的民主化本身就是為了應付中國崛起。如果台灣不民主化，它在國際社會的優勢就會消失。
台灣人享受現在的民主
儘管台灣民主化只不過20來年時間，但無論台灣民主，還是人們對台灣民主的看法，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台灣民主不再具初開始的特殊性。這也可以說是因為民主成熟了。這種成熟表現在多方面。例如，不管成敗。政治人物對選舉的結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又例如，台灣民眾的選舉熱情已不如從前。和其它社會一樣，民主化開始之際，台灣社會對民主表現出異常狂熱。今天，社會不再把民主看得那麼神聖，而只是政治權力更替的手段。
民主成為常態，台灣人也享受這種民主。這裏，龍應台對台灣的感受很有典型性。最近，她論及中國崛起時說：「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嚴幸福」。（當然，這裏她忘記台灣民主化之前艱難崛起的事實了。）又如，她在1994年寫文章比較台灣和新加坡：「還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2003年，她重訪獅城，雖然她認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灣成熟，但還是不會選擇新加坡。她說：「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個國家⋯⋯因為台北缺管理方法，這正是新加坡的長處。新加坡的短處是文化厚度不夠，這正好是台北的長處，所以，如果能把這兩個城市合為一個國家，我認為就是最理想的國度。」（當然，台灣的長處不僅限於文化，而新加坡的長處也不僅限於管理。）
但問題在於，這樣一個理想的國度在哪？人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分為兩個較小的問題。第一、台灣人民可以享受民主的好處，但能否同時避免民主的負面效應？第二、台灣民主本身可否應付這些負面效應，促成民主的可持續發展？
民主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引出人們足夠的思考。對民主不能停留在簡單地接受與否定、喜歡與不喜歡的態度。今天，台灣民主面臨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再次面臨的問題，即在權威和自由之間、秩序與自由之間、發展與自由之間、貧困與自由之間，人們怎樣選擇。民主保證了台灣社會所有的自由，但卻沒有任何機制保證其它方面的進步。
典型的強社會、弱政府
今天的台灣社會，是典型的政治權威被徹底解構的社會。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也是政治權力被解構的過程：其一，權力中心的解體。從前是國民黨的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或者說國民黨是權力中心。但在國民黨分解之後，就不再存在任何權力中心。
其二，幾個微弱的權力中心共存，或者說多黨制。它們之間互相制約，甚至互相否決，不能構成足夠權威來影響社會、引導社會，也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其三，市民社會迅速成長、成熟，在維持社會體系正常運作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在台灣，從少年到老年，有層出不窮的各類志工團體。台灣處於典型的強社會、弱政府狀態。其四，社會具有幾乎完全的自由，社會運動叢生，從各個角落崛起，挑戰本來已經非常軟弱的政治權威。
知識分子的理想國度
對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來說，權力被解構、而市民社會強大的台灣，簡直就是理想的社會。無論個人還是社會組織，都處於自治的狀態，不存在來自權威的任何危險。每個人都似乎可以發揮無窮的創造力，似乎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事情，似乎可以在社會中找到角色。人倫、人文等人性光輝發揚光大。很少有人不喜歡這一切。
不過，一個經常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問題一直被人忽視，就是台灣民主如何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正視，今天民主化了的台灣，光鮮背後也深藏巨大危機。台灣內外部，開始從不同角度討論台灣面臨的挑戰和危機。不過，如果把台灣民主置於民主的全球背景之中，問題會看得更加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巨大「陷阱」。
希臘陷阱：資本與社會、政府的關係問題
第一個陷阱是民主的內部陷阱，姑且稱其為「希臘陷阱」。就民主的內部來說，要處理好的是資本（經濟）、權力（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民主化以來，台灣社會解決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但並沒有解決資本和社會、資本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民主化一方面解構了政治權力，造成了一個弱政府；同時，社會影響政府，很短時間裏造就了高福利社會。選舉民主導致高福利，是個普遍現像，台灣也不例外。例如，台灣短短幾年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健保制度。但福利制度的弊端也深刻反映在台灣的體制，也就是高福利的可持續問題。健保制度運作沒多少年，就負債累累，不堪重負。
儘管民主化以來，歷屆政府都宣稱要解決好政府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問題，但這對關係愈來愈緊張。對政府來說，沒有有效的資本運作，如何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更不用說是高福利制度。尤其今天，和全球資本一樣，台灣資本處於高度流動狀態。資本喜歡能夠為資本利益發聲和提供有效服務的政府，一旦資本覺得生存和發展環境不佳，就會流出。
台灣的民主解決了重要的經濟問題，那就是政府對資本來說，不再是「掠奪性」的。但對資本來說，民主並不能保障親商政府。長期以來，台灣資本的外流儘管有全球化的因素，但不理想的，甚至是惡劣的政治環境也是重要因素。資本和產業的出走，對政府和社會都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在社會和資本之間，資本總是佔據優勢的，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這需要有效的政府來平衡資本。但在不存在有效政府情況下，資本在和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今天，台灣的收入差異巨大，政府對此無能為力。社會所能抗議的只是政府，而非資本。台灣的社會抗議浪潮（例如太陽花運動）是弱政府、強資本狀態的反映。
在區域背景中，民主化不僅沒有像當初很多人所預測的那樣，會增加台灣的經濟競爭力，而是相反。如果台灣和外界沒有任何實質關係，政府對資本、社會等等要素都具有主權，或許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但實際上則不是這樣。在全球化背景下，處處都是競爭。在資本出走而政府無力干預（例如限制資本出走或者引入新的資本）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在急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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