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中真的蠢才無數。我們不要管那麼多的胡說八道的經濟增長理論，也不要管那些對真實世界一無所知的數學模式。我們要知道的是農業經濟需要的分工合作遠沒有工、商業那樣誇張，而從廣義的交易費用看經濟，農業的交易費用遠比工、商業的小。這樣看，基本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發展，是通過合約的安排，讓生產的主要動力從農業轉到工商業去，而又因為有自由的合約選擇，減低了工商業的交易費用，分工合作的安排激增，經濟奇蹟就出現了。
說到這裡同學們應該開始明白，作為一個地少人多，但先天智慧與文化傳統皆得天獨厚的國家，要搞起經濟，面對科技發達的今天，中國別無選擇，要盡量放寛合約的自由選擇，允許通過競爭來減低交易費用，讓人力資源轉到工商業與科技發展——或一切可以大幅增加分工合作而獲利多倍這些方面去。事實上，這些方面的取向轉變，從一九九四到二○○七這十三個年頭，中國的發展是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見過的那麼好。可惜跟着就未富先驕，這發展止於二○○八年。
是的，當二○○七年十月一位北京朋友寄給我那新《勞動合同法》的版本，說要在二○○八年初推出的，我一看內裡的九十八條就知道如果真的執行中國經改的大限必至！明顯地，該勞動法是從西方這裡那裡抄襲過來，如果真的執行會全面地否決分工合作的合約安排，或大幅地提升分工合作的交易費用。是的，從上文提到的通過件工合約看薩伊定律，那新勞動法的執行是禁止着以件工推理，合約安排的選擇因而要推到交易費用急升的層面去。
從二○○七年十二月起我一連發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釋為什麼該勞動法一定會打垮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惜皆如石沉大海，半點效果也沒有。跟着北京在東莞嚴厲執行該法，悲劇有目共睹。再跟着是不執行了——好些地方幹部招商時說明不執行——但該法仍在，投資設廠的人會怎樣想呢？跟着的發展是雖然地方政府不主動地執行，但打起官司法庭不可以漠視該法！到今天，該法明顯地闖了大禍，但不改，顯示着今天的利益團體的存在，是遠超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作為一個深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老人，我對近八年來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感慨。人類文化歷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國的經濟雄視天下，而在這期間我們沒有聽過中國有什麼最低工資或社會保險等西方發明的玩意。同學或者可以說，從農業轉到工商業去惹來馬克思發明的資本家剝削勞力，所以要管，但香港的工商業發展得最好的半個世紀，從來沒有聽過最低工資或社保這些事。有的只是給老人家一些「生果金」。
幾年前香港推出最低工資，適逢內地推出自由行，救了一救，商店的租金上升足以抵消工資的法定提升而有餘；但今天開始自由慢行，加上一些無聊的政治遊戲，識者紛紛說該市的大勢已去。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里德曼夫婦到深圳一行，見到不少高樓正在興建，但弗老認為要超越香港是永遠不可能的事。然而，今天看，我認為在國民收入上深圳超越香港大約只要兩年，而如果深圳取消進口關稅只要兩個月。這類推斷老人家歷來準確，問題是這些日子人民幣的發展不妥，很不妥，對深圳前海的前景非常不利。這就是困難：如果人民幣在國際上永遠不成氣候，深圳能否超越香港的推斷我要用另一個水晶球看。
我歷來認為，沒有做過工廠的人不應該參與勞工法例的制定。做廠是難度極高的投資，碰彩的機會甚微，不像房地產那樣只要時勢適合就可以賺錢。一百年前我的父親一手搞起香港的電鍍行業，我因而從小對工業的運作有認識，而在今天，為了保持父親發明的拋光臘不要在我有生之年在地球上消失，那家年年虧蝕的拋光臘廠今天還在昆山運作。這裡提出，是因為年年虧蝕還可以繼續，主要是靠那塊工廠土地多建了廠房，租給他家有收入。我認識不少在內地做廠的朋友的命運也這樣：要靠買下的土地賺錢，救一救。但這只是因為在時間上有點運情。
一九六九年起我開始跑廠作實證研究，先跑香港後跑內地，時疏時密，基本上沒有中斷過，因而對那新勞動法的禍害——尤其是在提升交易費用導致的工業合約轉變——知之頗詳。但自己老了，不能再作深入的研究。我感到失望的是見不到一個後起的經濟學者對這項非常重要的實證研究有興趣，還是在操作那些跟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的數學模式。這種模式遊戲作研究生時我每試必列前茅，後來放棄，因為知道不走假說驗證的路經濟學沒有前途。
回頭說上文提出的薩伊定律的新闡釋——那從件工合約與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分工合作的新闡釋——實在是一個難得而又重要的好理論。這樣誇獎自己，因為經驗說這理論將會成為經典而傳世：非常簡單、明顯地對、解釋力強，是滿足着所有傳世需要的條件了。可惜有薩伊這個人走在前頭，功勞要算在他的頭上。
一小撮壓力團體的利益，可以導致整個國家出現很大的浪費。今天國家推出的新勞動法、最低工資、社會保險等項目，無疑對工廠或商業老闆增加很大的負荷，但我就是看不到對受薪的員工有什麼好處。幾年前在重慶，黃奇帆帶我去參觀那裡的電子工廠，規模可觀，一排一排的生產線極具威勢。但當我見到幾間洗手間也列在生產線之旁，就知道工人這樣操作會變得終生如是！
我個人認為，也可以肯定，一個青年入廠工作應該主要是為了學習，選擇得好比進入大學更有前途。當年我的父親及叔伯等在香港入廠作學徒等粗活，沒有工資，但很多方面可以學，到後來大家都做了自己生意的老闆。幾年前中國的新勞動法推行了，我問幾位在東莞設廠的朋友是否多設生產線，他們一致說是。這裡的問題，是在重慶見到的電子廠生產線，有沒有勞動法例他們也要擺設。但其他工廠不一定，只是見到聘請工人的成本增加，老闆為了生存要迫使工人多產出，工人的學習機會於是減少了。老闆要生存，被迫增加你的工資他會懂得怎樣調校你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