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編按：原文於2016年1月19日刊出，題為《張五常最新演講：2016中國經濟怎麼看》，乃轉載自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張教授於今天（1月28日）下午親自傳來足本文稿，叮囑本社全文刊登，編輯部遂將文章內容更新為張教授之最終版本，特此注明。
（五常按：本文是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同學會講話第一部分的文稿。）
各位同學：幾年前我的太太在英文網上見到「史提芬‧張的需求曲線」一詞。需求曲線可不是我的發明，怎會帶到我這邊來呢？追查一下，知道他們提到的是一九七一年我發明的一幅幾何圖表，被兩位當年的同事放進他們出版的課本上，跟着傳了開來。這圖表我在自己的中語文章中有提及，數十年來只是夢裡依稀。這次見該圖在西方成為經典，自己好奇地再畫出來。那大概是四年前的事了。
是很簡單的一幅圖表，顯示着有甲、乙二人，各有各的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記得一九七一年提出該圖表時，我說甲的需求曲線對着鏡子看就是他的供應（內地稱供給）曲線。當年我可沒有把這供應曲線畫出來，可能因為過於明顯，懶得畫。三年前為了再向一些同學解釋，我索性把那對着鏡子看的供應曲線放進那甲、乙二人的需求曲線的圖表中。今天的同學可在最新的《經濟解釋》卷一第九章與卷四第八章見到該圖表。
這裡我要順便教同學們一件重要的瑣事。搞思想創作，有時多走一小步會有重要的突破！當年我懶得畫那對着鏡子看的供應曲線，這次畫了出來，多了一些均衡點在眼前跳動，我立刻意識到：一個人——任何人——供應任何物品，其目的只是為了需求其他物品，不供應則沒有條件需求。我跟着想到：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薩伊定律」嗎？為什麼薩伊說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呢？
我立刻掛個電話給才子張滔，問他何謂薩伊定律（關於前人的理論我歷來喜歡問他，因為他是一本會走動的百科全書）。他說薩伊定律有四個不同版本，問我要聽哪一個。我叫他從最簡單的說起。他於是先說多年前他的老師Lionel Robbins在倫敦經濟學院教他的那個，只說了兩句我叫他不要再說，因為我不要再聽其他的！我歷來敬仰Robbins的經濟學水平，而只聽兩句他的薩伊版本也是說供應是為了需求。天下的經濟學者中蠢才無數，我不要受到其他的干擾。
有了Robbins的支持，我繼續想自己的薩伊定律，靈機數轉，我得到兩個重要的突破。其一不用多想：我的需求曲線是用上斯密提出的用值理念，不用邊沁提出的功用或效用這些自欺欺人的無聊玩意。一個人的需求曲線代表着的是這個人對某物品的最高邊際用值，對着鏡子看就變作這個人的最高邊際代價曲線了。代價是成本，這邊際成本曲線就是他的供應曲線！
第二個突破更重要，想得出需要有點真功夫。那是如果牽涉到生產活動，而這些活動又牽涉到一些複雜無比的多人合作的情況，我一律從件工合約的角度看問題。這是說，任何人的任何產出活動，不管怎樣複雜，原則上可以化為一小點一小點的產出貢獻算價，所以有產出的活動，不管用上怎麼樣的合約安排，皆可以通過件工而簡化為物品換物品（或甲的時間換乙的物品）的角度看。
通過上述的兩項闡釋，薩伊定律永遠對：一個人供應是為了需求——沒有供應的需求只能靠外人施捨了。
這就帶到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傳統上，薩伊定律被認為是錯的主要原因，是市民可以有貯藏（hoarding）的行為。賺取到的錢藏而不用，等於供應之後不需求，豈不是把薩伊的定律廢了？這一要點，我認為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下，凱恩斯學派否決了薩伊定律的原因。但薩伊真的是錯了嗎？還是凱恩斯錯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作研究生時我跟同學與老師有爭議：當年讀凱恩斯的《通論》我讀不懂，認為在邏輯上凱大師一定有錯，但同學與老師卻認為凱氏只是過於湛深。我要到一九六八年才與科斯達到如下的共識：儘管我們的智力不超凡，但我們連讀也讀不懂的，不管是何方神聖，一定有錯﹗
當年讀《通論》，我認為凱氏對經濟理論的基礎掌握得不到家，而更大的困擾是凱氏的《通論》與費雪的《利息理論》在一個重要的概念上有着一個很大的分離，老師們怎樣解釋我也不同意。費雪之見，是投資與儲蓄永遠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凱恩斯之見，是投資是注入，儲蓄是漏失，從「意圖」的角度看二者只在均衡點上相等。明顯地，在凱氏的理論構思下，薩伊的定律，遇上貯藏的行為，是嚴重的漏失，所以該定律被認為是錯。
我要到若干年後下筆寫《經濟解釋》時，才拿起刀來，痛快地把凱恩斯學派斬了一刀。我問：天下何來貯藏而不用的行為了？我把一箱鈔票放在牀下底，因而睡得安心一點，不是用着這些鈔票嗎？昔日二戰逃難時，好些父母喜歡把一些小金塊紥在孩子的腰上，作為保命的不時之需，那不是用着那些金塊嗎？購買土地但不耕不建，購買收藏品貯藏而不看，等等，當然是投資，也是儲蓄，怎可以說是漏失了？經濟學者的一般困難是他們的觀察力弱，加上想像力乏善足陳，以致對人類行為的闡釋頻頻失誤。好些投資活動是不事生產的。社會經濟有什麼風吹草動，市民的投資選擇會變。投資者僱用人手的或多或少會看着時勢作取捨。
無可置疑，人類進入了工商業時代，同樣金額的投資，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可以有很大的差距。那些所謂宏觀模式一律胡說八道。讓我們回到斯密寫《國富論》時用上的智慧來看中國今天遇上的困難吧。大家記得，《國富論》以一家製針工廠起筆，指出多人一起分工合作的產量，會比同樣的人數各自為戰的產量增加幾百倍。我曾作補充：分工合作，從而增產數千倍的例子多得很。很可惜，非常可惜，斯密的嚴重忽略，是他當時沒有注意到那製針工廠內的分工合作用上的合約安排。這忽略是傳統經濟學中的一個嚴重缺環，而從《佃農理論》起我花了數十年的工夫把這缺環填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