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數周探討國際城市的高等教育，在香港而言，有一個高等教育的定位問題。前數周談到香港的高等教育應該歡迎世界各地的學生，也應該因為畢業生的散布世界各地而高興。有朋友問，那會不會變成不問來歷而濫收呢？
這個問題，混淆了學生的來歷與學生的潛能。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不像基礎教育，難免要「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也就是收生有一定的門檻。除了學術程度的高低，還有專業的配對因素（例如牙醫、建築）。那是講學生的潛能，即使是潛能，本科生的錄取，與研究生的錄取，也會很不一樣。
先講本科生。目前香港的院校在內地招生，主要看高考成績，再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加分，再加上口試表現。各院校略有不同。對內地中學畢業生，香港的大學是有吸引力的。累積20多年的經驗，香港的院校對他們潛能的鑑定，基本上有一個比較容易明確的準則。
本科收生，只看來歷？
對於外地來的學生，若是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國際教育證書），或者是英、美、澳、加這些香港熟悉的英語國家（如AL、SAT…），香港的院校比較熟悉。或者偶爾遇上德國的Arbitur或法國的Baccalaureate，香港的院校都有比較方便的程度對照，但是這些地方來香港念本科的極少。
其他地方來報考的學生，就不能只看來歷，如何錄取，需要有關的院校下一點工夫，假如這些院校有了錄取這些地方學生的經驗，就會逐漸摸索出一套辦法。比如說，前文提過的工程，是許多專業中少數從本科開始的，香港就有不少錄取南亞、東南亞、非洲學生的經驗。
就全香港來說，本科生除了中國內地，錄取外地的學生還是比較零星，他們在院校之間的分布也很不均勻。拓寬生源，拓寬地域來源，也許是香港院校努力的方向。其中比較奇怪的是，東南亞的華人學生來香港的也很少。台灣，有不少優秀的中學，畢業生來香港的極少。馬來西亞，有水平不錯的獨立中文中學，在本地升學不太容易；他們的畢業生，不少到新加坡、台灣，當然也有少數到英美的，為什麼極少來香港的大學？
還有，不少因為戰亂離開本國求學的穆斯林學生（北非、中東），他們到了同樣是回教而不涉戰火的馬來西亞、印尼，香港各院校也收了不少外來的穆斯林學生，其實也有適應他們宗教風俗的設施，完全可以進一步向他們的高材生開放。
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假如完全看來歷，就會習慣於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盲目地把眼光局限在我們看到的國家，大多是極少本科生來港的發達西方國家。也就是沒有認真的收生策略。
這種情況，在研究生的取錄，也許更值得注意。由於香港的研究實力不弱，可以吸引不少即使是發達國家的學生報考。現在有一種傾向，研究生的錄取，瞄準美國常春藤或者英國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或者是中國北大清華的畢業生。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固然會有較強的學術基礎，但是卻也許失去了許多其他來源的、有潛能的學生。
這方面，自然科學及工程的研究生，跟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生也許會不一樣。筆者雖然本科念自然科學，卻沒有自然科學或者工程的研究生的經歷。膚淺的理解，自然科學與工程的研究，研究方向比較明確，理論的框架也是預設；也有很多是在院校原有的項目裏面從事研究，因此比較容易定下錄取的準則。報讀學生的來歷也許關係不大，把學生來歷作為準則，其實沒有必要，或者說是對於名牌大學的迷信；對於其他地方或者大學來的學生，是一種沒有理由的歧視。
博士培養，澤及四方！
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則難以有預設的錄取準則。研究的方向，中途變卦是常有的事。同樣的研究課題，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從事研究，不容易一開始就決定。就以筆者熟悉的教育研究，往往是在學生修課以後，有了基本的學術準備才開題，也就是決定研究的方向與方法。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的研究，往往又帶有報讀學生的文化背景，需要他們逐漸融入國際上可以接受的研究範式。在這方面，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對於從發展中國家來的學生，其實更為有利，因為有一個研究的預備過程。就筆者的經驗，不少學生在經過有關理論的探索，和熟悉了研究方法的嚴謹性，可以做出非常出眾的研究成果。
港大教育學院院長楊銳教授就是在1980年代接受田家炳基金的資助，作為年輕學者，到港大進行短期進修，從零開始，開始知道學術研究的基本，走上學術的道路，後來在澳洲當了多年教授。這樣的例子，發生在很多研究生的身上。香港院校的博士畢業生，在內地擔任學術要職的比比皆是，但是很多都不是所謂名牌大學念本科的。
發展中國家來港的研究生，畢業回國後更有很多成為本國的學術領袖。看不起這些國家的大學，看不起這些國家希望來港的研究生，把自己關在「名牌大學」與「發達國家」的俱樂部裏「圍爐取暖」，就會看不到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為世界作出的貢獻。排名高佔又如何？我們常常期望我們的學生以貢獻社會為己任；我們的院校是否也應該以貢獻世界為己任？
絕對不是不稀罕大學排名。對香港的院校來說，排名高佔，不在話下。香港的院校專門把爬高名次作為目標的，蓋有之矣，吾未之聞也！不在話下，就是說，香港的院校還有很多優勢可以發揮，還可以在許多方面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做出貢獻；而不必牽掛排名。
有時候，並非院校刻意去爭取排名，但是卻想當然地按照排名背後的目標來指揮院校的發展。最突出的就是只看論文的發表。有時候是只看論文的數目，有時候是純粹只按照「引用率」、「影響因子」這些學術界「圍爐取暖」的指標來決定學者的前途。筆者認為，「引用率」、「影響因子」都應該是不在話下的目標。但是，是否真的在學術上有貢獻、有突破？是否對世界有貢獻？是否對周圍的社會有貢獻？這些指標不會告訴我們。
高教定位，誰來評說？
這裏可以引出幾個問題。一、不看這些「硬指標」，看什麼？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為這些硬指標護航，而是促使我們想一想，學術生活，就是為指標而活？就是這樣嗎？二、深一層的問題，從辦學的角度看，大學到底怎樣才算辦得好？或者說，領導一所大學，到底為了什麼？三、從全香港的體系來說，有了排名高的大學，就是高等教育目的達到？香港的高教體系，到底有什麼目標？四、香港的高教體系，應該如何定位？在全國、本地區、全世界，如何定位？
最後這個問題，是一個關鍵。以往，社會發展緩慢，屬於穩定狀態（steady state），高等教育沒有定位問題，也就是在大致不變的社會中，放心研究如何辦得更好，如何管治。多年前UGC的Sutherland Report（1999年），以「與時並進」為題，在當時來說已是非常進取。今天，社會變得很快，世界變得很快，就要想一想，香港的高等教育，往何處去？也就是定位問題。
如何定位？誰來定位？UGC本來承擔向政府出謀獻策，成員大都是外國大學的領導，他們也許可以提出管治大學的良策。但是有關整個大體系的走向，誰來決定？更不用說香港一國兩制的特殊情形，要兼顧國內的發展與國際的挑戰。香港以外，誰人能予評說？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