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3年，香港損失了很多，其中一個是在大灣區的角色。大灣區廣東省的9個城市，疫情期間，很多方面都停滯不前或者放慢了腳步；但經濟轉型方面則不退反進，東莞的例子最為典型，承接深圳外溢的高科技產業，GDP（本地生產總值）已經直逼第三位的佛山。而香港產值在大灣區的佔比則進一步下降。現在管控疫情的所有措施幾乎已經全部放開，相信中央也在部署，重啟建設大灣區的各項措施，香港應該籌謀如何更積極參與。
疫情催化內地產業結構轉型
疫情來臨之前，香港有過各種大灣區互動的計劃，公務員到廣東一些城市的交流計劃，中小學生定期到內地參觀訪問，廣東多個城市也有吸引香港青年的就業鼓勵措施，「9＋2」城市以大灣區名義共同出訪外國招商引資等等。疫情令所有這些計劃停擺。粵港兩地政府都為防疫抗疫疲於奔命；而被中央定調為重大國家戰略的大灣區建設任務，則被感染人數、何時通關等等新聞淹沒。
大灣區「9＋2」當中的9個城市，儘管也被疫情所拖累，經濟增長放緩，很多方面的情况跟香港一樣，比如房地產市道下滑，零售業特別是餐飲業慘淡經營，很多店舖關門大吉。然而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步伐，疫情的影響卻成為催化劑，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型，速度反而加快了。
在珠海市高新區，新設置的創科產業園，一棟棟廠房平地拔起，為醫學科技、集成電路、機械人等產業進駐，提供了硬件與軟件的優厚條件。這些在疫情期間基建不停工的步伐，趕上放開後就可以上馬開工。
各地都有自己的算盤和做法，但不是各自為政的。騰訊就做好利用深中通道2024年6月通車的契機，將部分創科的運作，從深圳遷到一河之隔的中山落戶。這對中山多年來在經濟轉型方面落後的局面注入新活力。
大灣區廣東9個城市之間的高速公路，已經成蜘蛛網狀般星羅密布，在疫情3年還繼續興建以廣州和深圳為中心，向周邊城市展開的地鐵線。最長一條廣州經中山到珠海的地鐵線，也已經開工。
受惠於深圳產業外溢 東莞異軍突起
大灣區城市互動發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東莞。這個城市有「打不死」的經歷，改革開放前農業產量在廣東首屈一指；改革開放之後，承接香港與深圳的加工業，一躍成為世界工廠，並且伴生或者滋生了「黃業」蓬勃。加工業是自然被淘汰，黃業則是被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燒毁。東莞曾經一度沉寂，但近年藉高科技產業異軍突起，不但吸引華為等龍頭企業從深圳「遷都」至此，並且帶動了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受惠於深圳過剩外溢的益處。
東莞意識到發展高科技產業，缺乏人才的支撐難有持續性，於是大力興學。在疫情期間，大灣區大學第一期校區的建築已經封頂；香港城市大學松山湖分校已經建設完畢，可望今年9月迎接第一批學生。這些都是在疫情期間，在為經濟轉型打好硬件和軟件基礎設備，做好萬事俱備，只欠疫情管控放開東風的準備。
任何發展都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圳、廣州GDP超越香港已經好幾年，2021年香港的GDP是深圳的78%，去年收縮到73%。2022年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的經濟增長輕微，但都是正數，只有香港和澳門是負數。2021年香港佔大灣區GDP總額的19.13% ，去年進一步下滑到18.41%。
今年春節假期結束，廣東省政府的「大動作」是召開高質量發展工作會議，廣州主會場參會人數達1000，全省電視會議參與人數2.5萬，儼如一個誓師大會，也是一個動員造勢大會。是否過於「興師動眾」，可以討論，但已經形成一種今年經濟要大幹快上的氛圍；加上行政命令，21個市也召開類似會議，顯示出誓要把疫情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的決心。
港官防守心態 缺乏積極進取
香港特區政府也有幾個政策局提出未來工作大計，特首李家超也出征泰國和中東，頗有勵精圖治之勢。然而，在建設大灣區方面，則有顧此失彼之嫌。大灣區是國家戰略，香港有鼎力共建的責任不用贅言，從近水樓台的角度看，對香港今後的發展，也是只有百利。東莞得益於深圳高科技和創新科技的外溢效果，值得香港深究。
香港對於建設大灣區的任務，不但沒有提出積極進取的規劃，政府與民間的心態，都顯得不夠重視。立法會「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於今年1月召開會議，13名議員出席，6人缺席。其中發言的運輸及物流局官員大談如何鞏固香港區域物流樞紐地位，彷彿是香港還有地理優越及機場碼頭設施完備的條件，樞紐地位就能夠鞏固。先不說論據是否成立，這種防守心態，充分顯露缺乏積極進取的一面。
建設大灣區對於香港來說，不但是要在發展步伐方面跟上廣東的9個城市，還要謀劃如何跟整個大灣區建立一個釐清產業結構上各自城市產學研的關係、優勢互補的協調機制，以及聯合發展和對外推廣項目的機制等等。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