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外交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中美之間是否能夠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兩國之間的爭霸戰爭。儘管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大國之間的爭霸戰爭,但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軍事衝突和戰爭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可能很低。這裏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在產生作用。首先是中國領導層的清醒意識。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並且提出了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意在避免兩國陷入這一陷阱。儘管美國對中國的這一概念並非照單全收,但也的確意識到中美兩國關係的複雜,並且表示樂意做這樣的努力。不管怎樣,中美之間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其次,中國儘管也在加快軍事現代化建設,但中國正在竭力避免和展開與美國軍事方面的競爭,而是根據自己國防安全的需要進行正常的軍事現代化。歷史地看,中國從來沒有成為類似美國和前蘇聯那樣的軍事國家,但中國必須具備足夠的國防能力來平衡美國。更為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現在都是核武大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構成了類似昔日美國和蘇聯之間那樣的互相威懾。
其三,如果國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決定了其外交行為,那麼可以說,中國本質上是一個商貿國家。中國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貿精神的反映。從文化上說,中國具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開放和包容。歷史上,除了北方少數民族(如蒙古和滿族)統治中國的時期,漢族的統治者從來不主動去發動戰爭,更不用說霸權戰爭了,而是通過各種方法求得和平共處,無論是和亞洲周邊的小國,還是和周邊的大國(如日本)都如此。今天中國強大了,但這種文化精神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實際上,這種文化表現在中國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過在西方國際話語佔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人們選擇忽視或者不相信罷了。
不過,這些條件存在,並不是說中國可以實現持續的和平。只要主導這個世界的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而這種競爭必然影響到中國的安全,不管中國本身有怎樣強大的和平意願。中國一方面要確保自己不去主動挑起衝突和戰爭,同時也必須避免捲入衝突和戰爭。迄今為止,人們擔憂中美之間的衝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發生衝突,會以何種方式發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間的直接戰爭或者熱戰,中國仍然必須考慮如何避免重蹈前蘇聯的覆轍。美國和蘇聯之間因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懾,也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國成功地和蘇聯進行了一場冷戰,最後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兩敗俱傷,蘇聯的解體則表明美國的全贏。中國肯定也不想成為前蘇聯。
中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
步蘇聯的後塵也正是今天中國必須避免的另一種外交陷阱。美蘇冷戰首先表現為意識形態之爭。一旦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就必然會延伸到其它更廣泛的領域。儘管西方圍堵前蘇聯是全方位的,但最先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蘇聯的制度和意識形態被西方視為最大威脅。同樣,中美之間的冷戰也最有可能首先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去擔憂這種可能。
中國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最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美國和中國各自的民族主義高漲,已經不能理性看待對方。美國的對華政策愈來愈傾向於傳統的現實主義。美國基本放棄了以往那種把中國轉型成為類西方國家那樣的努力,而轉向現實主義。在人權、反恐等問題上,美國不僅會繼續持雙重標準,而且會強化其偏見。美國學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國各方面的體制污名化。在國際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義和非正義的戰爭一說,現在有人又開始討論「好」的恐怖主義和「壞」的恐怖主義。這完全是其意識形態偏見所致。中國本來就存在民族主義情緒,對西方的如此作為,必然會作出更為激烈的反應。雙方的互動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間的妖魔化就會變得不可避免,意識形態的冷戰也就會開始。
如果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就會逐漸發展到經濟貿易領域。實際上,很多年來,中美商貿很容易受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影響。中國在美國的很多投資項目(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被美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絕。到今天,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仍然有非常嚴厲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美國必然會在這方面變本加厲。
商貿領域受到影響之後,美國便會轉向軍事戰略領域和中國競爭。今天中美兩國儘管有頻繁的商貿互動,但軍事領域的互動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交流並不多見。在這個領域,雙方並不存在有意義的互信。一旦發生意識形態領域的冷戰,目前存在的這些交流很快就會付之東流。不僅如此,美國就會重拾往日對付蘇聯的軍事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不會單獨行動,而是會千方百計地動員西方整體的力量。不管怎麼說,在意識形態層面,美國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發生意識形態冷戰,西方社會很自然會站到政府這一邊。美國的這一意識形態「統一戰線」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周邊國家。西方話語基本上也是這些國家的主流話語,因為它們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幾乎沒有什麼軟力量。因為各種原因,儘管在很多方面中國已經崛起,但在國際社會中國始終沒有話語權。一旦在意識形態領域被妖魔化,美國就很容易動員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對付前蘇聯那樣來應付中國。
儘管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動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會怕」的原則,但必須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短板。從一個層面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仍然是中國的要務。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國「四個全面」中的「第一個」。對現實主義的美國來說,其奉行的是實力原則,只有等到中國真正強大了,才會改變其對華政策。因此,發展仍然是中國避免戰爭的硬道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繼續需要和平的國際大環境。再者,中國並不是像前蘇聯那樣的國家,並沒有要去和美國(或者其他大國)爭霸。中國所擔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為其意識形態冷戰的犧牲品。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必須加緊意識形態建設。問題在於,要建設怎樣的意識形態?如何建設意識形態?在國際事務上,是要建設一個和西方爭鋒相對的意識形態,還是建設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識形態冷戰的意識形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這些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左右派論述過於政治化
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需要應付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挑戰。官方所主導或者支持的意識形態建設,主要是為了回應內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對西方的無限嚮往。長期以來,自由派和民主派經常用西方的話語,來解讀甚至判斷中國本身的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可以對現存體制構成很大的壓力。並且,從制度建設來看,自由派和民主派過於脫離中國的現實和實踐,無助於中國的現實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需要回應,各種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和必要性。但問題在於,左派話語也同樣很難解釋中國,更難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話語並沒有為社會所接受而成為中國的主流話語,更在很多方面製造社會的分歧和對立。
今天左右派的論述過於政治化,是一個極端對着另一個極端。即使在霧霾等環保問題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個極端,把什麼都和執政黨聯繫起來,而左派則是另外一個極端,認為霧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實際上,自由派並沒有多少道理,因為無論誰執政,只要有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會面臨包括霧霾在內的環保問題。左派也沒有多少道理,無論誰執政,都需要解決包括霧霾在內的環保問題,否則就很難說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霧霾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左右派的爭論表現在方方面面。政治體制問題上也是這樣,儘管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體制,但左右派都要藉用西方的話語來說事。兩邊的論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對中國來說,如何直面問題?如何解決問題?這些是最為關鍵的,但沒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論述。
在國際關係上,左派(往往表現為民族主義)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為正確,而民族主義者則相反,把中國的一切置於西方的對立面。在實踐層面,中國既不會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樣,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也不會像民族主義者那樣,對西方的東西什麼都加以排斥。在國際關係上,自由派並不能贏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贏得西方的同情。西方的同情,因為自由派爭取西方所認同的價值觀。不會贏得西方的尊重,因為這僅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國變不了西方。民族主義話語即使能夠贏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為具有過分的「義和團主義」色彩,也很難成為國內的主流話語。在國際社會,民族主義者一旦失之過度,不僅會把自己孤立起來,更會陷入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冷戰。
左、右派話語在內政外交上的無效,表明中國需要對建設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這一問題作重新的思考。一個意識形態,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後才有可能讓人家信服。中國是可以建設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只要中國具有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豐富的實踐,足以建設一種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識形態或者話語體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論述不同,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需要客觀地反映中國各方面實踐的開放、包容和進步。沒有這樣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不僅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會繼續極端分化,更容易會和西方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從而影響中國真正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封面圖片:亞新社)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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