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北部都會區與前海面臨的挑戰〉
三點差異 決定分工
把深圳的前海和香港的北部都會區放在一起考察會發現，雖然各自表述非常不同，兩個邊界上的區域打算吸引的都是香港人和香港企業。從演化制度地理角度看，前海希望做的，是移植香港的制度環境，而香港的北部都會區並沒有反向的操作。這一點證實了在官方認知上，港深在制度環境上是有「級差」和方向性的。
另外，兩者還有兩個不同，一個是時差：前海是已經建成了10年的地方，而北部都會區策略則剛剛出現一年，即是說，那已經是一個隨時可以進駐做生意的地方。另一个是相對兩市中心區的區位：前海離本地高科技和高收入群體聚集和居住的地區很近，不論地鐵還是駕車15分鐘都可以到；相反，北部都會區離香港高收入職位聚集區和居住地都遠，反倒是與深圳市中心更近。
這兩點差别加上制度環境的差别，意味北部都會區如果進展迅速，兩地的功能分工將會更加清晰：除非目標明確要進入內地市場或者利用前海的機場和港口，其他帶有國際服務功能或者需要兩地合作做出創科產品的，港企港人留在香港一側發展的可能大很多，因為在資訊自由和法治環境方面，香港的比較環境優勢仍在，需要的就是放寬人員交往的限制，讓香港缺乏的人才可以隨時隨地過境來工作。
兩地嵌入 擴大交流
我以為，上面描述這種兩個城市在邊界區域的起承轉合，是當出現香港向北發展這個「承」的動作出現後可能的「合」；是在香港繼續一國兩制和深圳繼續經濟特區制度下的推演，即所謂「擴展應變」（Exaptation）的過程。這種演化過程風險小，成事機會大。
這種擴展應變就是允許在一個特定的局部做某種突破，比如前海實施某些香港的經營法規和資質認證，方便港企或者港人在這裏按照其熟悉或者國際化的方式運作，又比如允許深圳專才可以用某種通行證天天跨境通勤，往返於香港北部都會區和他們在深圳的住所。我將這種局部、不涉及整體制度變遷的動作稱之為「嵌入」。這種嵌入可以通過進一步擴大兩地的交流，在效率上實現雙贏，是以制度變動理順市場關係。
當然，以演化制度學關於區域發展多元化的理論，整體性的制度突變是可能的，但是也是不可預測的，何況影響兩制雙城的融合方式，絕不僅僅在於這兩個地方發展的可能性。從地理尺度上，至少還有兩個層面可能直接影響前海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一個是大灣區的演變，另一個是國家和國際形勢的演變。
大灣區的演變
先看大灣區。廣州南沙也是廣東省自貿區的一部分，與前海享受同等政策待遇，也就是說，從制度比較環境上是同類的。2022年8月才推出「南沙方案」則在如何與香港合作方面開出了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清單。雖然不排除前海會跟進，但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南沙相對於深圳而言，具有大片的低租金土地，同時也擁有世界級樞紐海港；深中通道修通後，駕車到深圳機場也只需要40分鐘。對於希望服務整個大灣區的企業，特別是與物流和供應鏈相關的企業，這是一個比廣東自貿區其他兩片（珠海的橫琴和深圳的前海）更好的區位。
過去，霍英東家族在這裏投資早其他人幾十年，但遲遲未有收穫，一個核心原因就是這裏雖然是珠三角的所謂幾何中心，但實際上的交通可達性很差。但過去3年以來，廣州與這裏新建了160公里時速的地鐵線，有了幾十分鐘就到市區的慶盛站，並且在建中的深中通道公路橋和平行的鐵路橋都會在南沙設立出口或者車站，將從根本上改善這裏的可達性。相信不少港資港企直接越過前海，走向南沙，道理就在這可達性改善所帶來的發展潛力，拿內地流行的詞語描述，就是「價值窪地」。
國家和國際形勢的演變
再看世界進入動盪時期的影響。深圳和香港一樣，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必然會因為外部環境的壓力或者機遇而調整。從經貿環境看，有兩個重要的變化可能導致前海調整其發展內容。一個是「中國+1」和「友岸貿易」（friend-shoring）的共同影響導致貿易格局的變化。
中國+1是指由於新冠疫情大爆發以來，全球供應商明白了需要在超過一個國家有生產線，才能降低斷供的風險，而很多企業已經在中國有生產線，因此需要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多一條生產線。另外一種中國+1的情況，是在中國生產某些關鍵部件或主要組件，把最後的裝配線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同時有沒有稅務歧視（例如因中美貿易戰導致對made in China產品的高稅收）或產地歧視（如俄羅斯）的國家。友岸貿易，是指美國推出的以意識形態劃線的貿易夥伴關係。另一個是RCEP，即在東盟+5（日、韓、中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範圍開始實施自由貿易區政策。
上述兩個新變化，對深圳西部港區與東部的鹽田港的影響不同，因為前者有更多的亞洲航線。因此，貿易關係的新格局可能對位於蛇口港區附近的前海帶來正面影響。這個影響還與深圳機場的國際航線以及進一步改善從前海到香港機場的連接度有關。雖然廣西自治區有一頂中國─東盟戰略樞紐的帽子，但東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的高性價比產品在東南亞市場潛力巨大，而且不受美國「友岸貿易」策略影響。前海合作區，特別是接近其港口和機場的地方，逐步形成一個對RCEP國家的跨國供應鏈基地或者宿主，可能性很大。上述新形勢是否會對香港北部都會區構成影響，很大程度上要看（1）這裏是否繼續容許或者發展與機場相關的物流業；（2）香港是否在新形勢下保持自己高度國際化的地位，並及時加入RCEP。
結語
綜上所述，從制度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和空間依賴觀點看香港北部都會區和深圳前海進一步的演化和發展，首先是城市本身這個層面。對香港而言，北部都會區是帶有「應變擴展」意味的：在現有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改變城市空間發展方向，以順應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尋求本城市的利益和機會。對於2.0版的一國兩制，這是一個可以獲得多方支持的策略。
然而，一個以重商文化為意識形態基礎、以貿易和金融和旅遊為主要優勢的城市，如何在相對遠離市中心的地區發展出新的行業，並且可能是需要依賴理工科（STEM）人才的行業，底子有限。創科的成果商品化，無論人才還是供應鏈，都需要依賴深圳和周邊城市。因此，這個都會區的規劃是否會向期望的方向發展，更有賴於人才和技術跨境的互聯互通，而不是與中環的聯繫。這是這一項應變擴展策略成功的關鍵。
前海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其起步建成後10年的今天，雖然與其吸引香港企業和資金的初心有不小距離，因為深圳真正的核心區西移，空間依賴讓前海自身有成為CBD的巨大潛力。擁有國際機場和先進集裝箱港口，緊貼世界級信息與電子產品製造中心的前海，在香港合作下，升級成為一個線上線下聯動（O2O）的國際供應鏈服務樞紐，前景可期。
這裏的應變擴展，應該是利用RCEP和內地最市場化城市的優勢，雙線拓展。這個過程中，雖然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和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一定會起到輔助作用，因為這個應變擴展需要一些微觀層面的制度國際化。但最終的主角，除了深圳本身，大型跨國企業（包括深圳自身的騰訊、順豐、傳音和招商局等）作用會很大。
北部都會區與前海面臨的挑戰與前景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