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呂大樂教授長年研究香港社會，推出多本著作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均膾炙人口，也在報章筆耕不絕，獲今屆書展選為推薦作家之一。日前（7月23日）他舉行座談，從他多年來看過的書籍，疏理香港社會研究的發展歷程和研究心得，稱無視問題也無法阻擋問題浮現。
他開首透露，2014年轉任教育大學時，選擇以「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為職銜，而非以傳統學科掛名，慘遭外國學者形容「學術自殺」。雖然學術界對於「香港研究」涵蓋範疇理解不一，但他確信，香港研究需要「攪起佢」，「以美國研究、日本研究當頭銜，為什麼就覺得天經地義、好威風？」他希望有更多朋友重視和豐富相關內容。
70年代研究香港 參考書廖廖可數
呂大樂有如此信念，與他高中時已接觸相關材料不無關係。1970年代，有關香港的書不多，兩位港大教授Keith Hopkins編著的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和N. J. Miners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被視為權威之作，念高中經濟與公共事務科（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的學生必讀，對他啟發很大。他形容，前者是一名「相當厲害的仁兄」，只有學士學位卻是社會學系首名講座教授，而後者則提出「諮詢式民主」概念，認為在沒有任何民主參與渠道下，香港市民仍可透過諮詢委員會影響政府決策。
中七時，呂大樂又與同窗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自薦當義工，被派往組織居民大會，卻發現無法控制場面。「當時有名居民參與過文革，偷渡來香港，組織能力很強，可以有效率地主持整個會議」，令他感到慚愧，於是又搜索更多書籍，包括曾樹基的《香港與中國之間》。「他將很多學術議題套入中國和香港的社會事件裏討論，當時對我們來說可謂大開眼界。」
那時候，雖然關於香港的研究不多，但他開始發現愈來愈多相關書籍，如T. G. McGee的Hawkers in Hong Kong、Joe England的Hong Kong: Britain’s Responsibility和Ian Jarvie的Windows on Hong Kong。Joe England的書曾在倫敦掀起熱議，引起不少國會議員對港府勞工保障的質疑。至於後者則是第一本關於香港電影的書籍，「雖然當年批評這本書過分強調國語電影，但也反映出1970年代後期學術界開始重視香港電影的風氣。」
面臨前途問題 專書愈出愈多
踏入80年代，香港面臨前途問題。呂大樂指出，大家都渴望了解更多關於香港的事，所以專書陸陸續續出版。他舉例，多倫多大學教授Janet Salaff曾來港工作，認識了一群在工廠工作的少女，因而研究並出版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反映了當時女性在以男性為中心的香港普遍遭遇差。
著名歷史學者、港大前校長王賡武教授則在1979年舉辦研討會，其後將文章集結成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一書。當中提出多個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但後來卻被呂大樂《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一書視為僵化的因素，如公務員工作不冒進、市場主導經濟有效率。
而土生土長的學者也有出版專書，如中大劉兆佳教授的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將試圖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香港政治穩定的原因，「不論是否同意他的論點，這本書都十分重要」。愈來愈多書籍也以中文出版，如《香港掌故》、《八十年代的香港》，呂大樂形容，整個香港社會研究進入興旺時期。
風起雲湧時 研究新路向
「前途談判風起雲湧的時候，我獲得獎學金前往牛津念碩博士學位，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生；同時也發現香港研究的兩個大問題。」他表示，70年代以前許多關於香港的研究都是由人類學家做的，他們因為中國政權更替而流落香港，將新界農村當成實驗室，研究西方化（Westernization）對中國家庭、宗族的影響，「他們只當香港是一個實驗室，對我的打擊幾大。」
其次，當年許多研究集中運用現代化理論剖析華人家庭，主張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下會出現家庭人數下降、男女地位平等的情況，但無法完全解釋香港的社會現象及其複雜性。他舉例，當時中文大學的楊慶堃教授欲研究觀塘的小型工廠有否經歷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遵循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有明確的權責），「但好多工廠只有三數個人，老闆是父親，老婆和女兒做副手，不用分工得那麼精密」，質疑是否還需要糾纏在這種舊的分析框架。
他自言，自碩士時已開始思考如何當香港研究的「頂心杉」。所以當其他學者研究香港政治穩定的因素時，自己的碩士、博士論文偏要了解社會衝突、社會運動。「80年代，有公屋或居屋居民組織背景的人參加地方選舉是所向披靡，勝算很大，《信報月刊》甚至曾經討論是否成立公屋黨。所以那時便以居民運動為論文題目，想看看社會另一面。」
至於博士論文則討論製造業的外發女工，探討家庭主婦取貨在家加工的原因。「理論上，外發工作是工業化初期階段才有的方法，但80年代香港工業已經十分先進，為什麼還要用呢？又如何確保效率？這一群工人大部分是隱形的，沒有勞工保障，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題目。」
堅信世界 不只一種真相
1994年，樂施會邀請呂大樂教授和黃洪教授進行貧窮問題研究。報告發表後被財政司麥高樂和《虎報》社論揶揄「飲醉酒和社會學家是世界上兩種不能信任的人」。但後來獲《南華早報》採訪，兩人與記者走訪深水埗、荃灣等地，不幸遇上舊樓火災，真的顯示了貧窮問題。
「當時受到現代化理論影響，香港人都好得意，認為這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如果做階級研究是會被人笑的。但是，社會不會沒有階級，當所有人認為天下太平，我有興趣研究那一個人會受困於貧窮。」同一時間，東亞四小龍崛起，呂大樂、黃偉邦等人也投身社會流動研究、探索中產階級的社會角色，包括在回歸過渡期、九七金融危機面對怎樣的處境。「我的結論是，當社會很喜歡講社會流動時，其實反映社會不太流動。」
香港目前的政治爭議，其中一點在於殖民管治對香港的影響。呂大樂認為，「直到今天其實未好清楚梳理到原因，一來需要好多歷史材料，二來需要某種生活經驗。」例如，港府其實提早了一年實施免費教育政策，是因為Joe England的書引起國會嘩然，在強烈壓力下，港英政府不得不提早實施。如果只看部分資料是看不出來的，他說「所以殖民管治是一個很微妙的事物，這需要大家重新整理。」
香港研究 還有好多可能
呂大樂與一般教授形象不同，積極在報章發表政論，他自言是受到70年代末的社會氛圍影響。「整個社會對文化有新看法，如《號外》雜誌乘文化批判的風潮出現，強調對影視和流行曲作品的深入分析。自己亦在80年代初期已經有機會在《信報》寫專欄，每期大概1000字，討論一些社會文化現象。」
至於研究方向，他自言沒有一個系統，一切都是因緣際遇和受人所託，範圍也不自限。「我覺得香港社會研究還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有趣的東西。」
呂大樂簡介：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他於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及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期間並出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10-2011）及社會學系系主任（2011-2014）。他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1986-1988）及香港中文大學（1988-2009）。呂教授的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他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