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的書展舉行主題講座「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過去、現在、未來」,5位專家學者從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角度去回顧歷史,探討未來,點出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發展。
研討會由5位主講專家學者包括:中心編審委員會召集人、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外關係)及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教授;中心事務顧問、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榮譽教授劉蜀永、中心推廣委員會召集人、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及香港都會大學榮休校長黃玉山教授、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監、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特邀教授及《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主編劉佩瓊教授及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名譽教授陳坤耀教授。
劉智鵬:以史為師向前看
劉智鵬從歷史的角度,指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不過因中國戰敗於19世紀的鴉片戰爭,才導致香港問題。時至今日要回顧香港回歸25年,也必須從19世紀的戰爭時空開展,繼而推展至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為期的99年的新界租約。
他指,香港九七前途問題源自新界租約1997年期滿,當時中國政府完全不承認帝國主義加強的3條不平等條約,同時英國對新界土地的租約在70年代已進入尾聲,續租事宜必須透過與中國政府談判才能延續新界土地的使用權,九七問題必須擺上談判場傾談,於是國務院邀請時任港督的麥理浩上京談判。
中英談判並在1997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央政府着力草擬《基本法》,研訂香港回歸沿用普通法的事宜。因此,儘管直觀上前總督彭定康在仼期有許多政治操作,但香港在更早的時間,已經平穩地向回歸進發。他認為香港若要向前看,應以史為師,當下觀看事情的態度或對未來的預計,都或多或少能在前事中獲得啟示。
劉蜀永:一國兩制好壞 視乎觀點與角度
劉蜀永則在其演講中指出,他反對歐洲有政治人物指責中國不尊重中英聯合聲明,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和「港人治港」這兩大原則歷經25年後仍然維持不變,普通法、生活方式和基本權利也不變,變的只是具體政策隨着環境轉變而調整。例如,回歸以來,香港增添了不少的委員會──扶貧、安老、婦女和兒童等等都是回歸前所缺乏,又如在港區人大代表由16人增加30多個人,都是改變,乃為有利國家整體發展和香港大多數人福祉方向的調整。
他引港澳辦主仼夏寶龍的話語「50年不變是個哲學概念」,闡明一國兩制方針到底向好向壞要視乎人採取什麼角度去觀看,從不同的政治觀點去看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會對該變化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訂立《國安法》和選舉制度的調整,若從愛國愛港的立場看,便會認同是好的調整,若以反對派的立場看,則覺得有問題;但站在國家整體利益或多數香港人的根本利益的角度看時,就要看該措施或政策是否有益於國家和香港的繁榮。
黃玉山:4個必須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關鍵
黃玉山認為,習近平主席七一講話的「4個必須」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4個關鍵。第一,中央支持最為重要,他指主席肯定一國兩制,並形容其執行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14億人民的希望和香港人的支持,有一錐定音之效,有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第二,香港各界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他補充,基本法的序言已開宗明義了兩點──「收回主權,領土完整」和「繁榮穩定」,可見《基本法》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另外,各界亦需釐清高度自治和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意涵,中央的事權和憲制責任,加上對高度自治的授權,才等於中央全面管治權,故高度自治不是一切,不應凌架中央全面管治權之上。全國人大代表制訂母法《憲法》,《基本法》嚴格而言是其子法,國家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制度,所以香港的資本主義需要尊重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特區政府要有為高效,解決香港長期的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要有為,公務員的管治要與時並進,要進取,提高政治水平、完善治理制度,增強管治效能。第四,香港各界須共同合作努力發展經濟。
劉佩瓊:陸港是合作非競爭關係
劉佩瓊指出,全球化和地緣政治的變化多端,香港和一般民眾亦無法置身事外。香港應跟隨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提出的其中一個「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應當意會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以及認識香港獨特的優勢,以抓緊並更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她強調,香港要維持自己獨特的優勢,不能像內地其他一般城市,卻同時與國家維持合作夥伴的關係,而非競爭關係。此外,兩地彼此之間應打破障礙,建立一體化的市場,基礎設施上無間,法律基本制度上互相包容,各發展的領域上也要充分合作,達到人力資源和資金的互通,便能發揮大灣區在全國戰略中的作用。她認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所以要加強和東盟(ASEAN)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方面的合作。
陳坤耀:一國兩制優勢助力灣區發展
陳坤耀最後指出,1978年是國家「改革開放1.0」,到2010年前後,國家經濟發展呈發緩跡象和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利用發展現代專業服務業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改革開放2.0」,具戰略性和策略性地位。
改革開放2.0和一國兩制息息相關,香港法律的「兩制」中的普通法制度、法律調解仲裁、知識產權保障、技術商業化等現代專業服務都比內地城市發展得先進。他解釋,由於金融中心內部牽涉各種複雜的合約,故投資者、合約簽署人或調解紛爭時需要更高的可預測性,才能利於金融市場處理金融和商業糾紛。
普通法制度的審判引前例作裁決參考,比大陸法更能向金融市場提供可預測性,香港仲裁和調解的機制又獲世界公認,實屬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的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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