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淘盡了世間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是喜、是愁，浪裏分不清歡笑悲憂；
成功、失敗，浪裏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黃霑《上海灘》
珍寶海鮮舫──真的浪裏分不出有未有。
我方才浪漫地寫了一段：「東普佗有不肯去的觀音，南香港有不願走的珍寶，果真屈原號乎？40年前，我在舫上工作了4年，記憶猶新，特此存念這獅子山下，深灣海上的港式粵菜食府」，卻又傳來她尚在人間海面，但前途未卜，令人懸念。40年前的管理層多已仙遊，我是當年最年輕的一員，經歷了2、3次進塢維修，而每一次拖船往返青衣的船塢都是高風險的，有如海上軍事行動，因為珍寶平底而高身，重心高，完全經不起風浪，實在不明白這次拖往汪洋大海的風險評估是如何做出來的。當年只是由香港仔深灣拖往青衣也需用4隻拖船，分4角拖動以便控制方向，但這次好像只用了兩隻，不知如何靈活轉變方向以頂浪。
珍寶海鮮舫非討好西方工具
很多人關心珍寶，因為她是我們過去的一部分。沒有從前，便沒有現在，這與政治無關，只是重視珍惜我們的過往，也要求別人尊重我們的過往，當然更希望我們尊重我們的過往。近日讀到一段文字，詛咒珍寶為討好西方的工具，而沉沒合時，因為這標示着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不明白珍寶海鮮舫的沉沒怎跟殖民地時代扯上關係，若依此邏輯，凡是97之前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豈不全要投海自盡？
此段文字的作者可能沒有調查過珍寶的過去，誤以為珍寶設計裝修是為了討好西方人，抬高他們的文化自大。珍寶造於70年代，於76年開業，其設計裝修主要參考故宮。70年代的港人大多未有機會遊過故宮，他/她們可以在珍寶體會一二，至於室內壁畫亦是參考敦煌壁畫及《清明上河圖》來製作，另亦邀請當時的兩位書法大師題字木刻，如主船後面的養魚船上的棣書體「觀魚水榭」橫匾，便是一例。珍寶可算為保育普及中華文化出了一分力。
其實，當年珍寶的顧客是港人多於遊客，單頭消費也是香港人遠高於外國遊客。至於前來幫襯的西方人，亦只是甘願付錢在中華文化氛圍中進饍，何來看不起中華文化的西方自大。我眼見當年的代總經理何伯陶先生不斷研究提升珍寶的藝術外觀，陶叔是以設計製作珠寶首飾的匠心獨運、匠人精神來維持珍寶的文化藝術價值，傾注心血，令人敬佩。這段詛咒文字實在對不起當年舫上600多位同事，我作為曾經參與的一員，忍不住說多幾句。
我的中華文化情
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是一個歷史事實，不應把它標籤化。對我來說，香港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對我而言，更是重要，因這是我生命的大部分。我尊重我的過往，不能妄自菲薄以往的生命。我今天還能提筆寫中文，乃得力於小學及中學的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教育（50、60年代）。小學生時代已要學習背誦成語、《千家詩》和《唐詩三百首》等基礎中國文學，並要練習毛筆字。由中一至中五的中國語文課本極多元豐富，遍及中國文學各種體裁和四書五經，而中六、中七則讀《昭明文選》，不但解讀及背誦內容，還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歷史背景和文學地位。7年的中學中文課程，便是一個中國文學史的課程。
至於中國歷史則由中一開始，逐年逐代地了解上下3000年的中國歷史，中六、七則更是重點深入了解某個朝代。當年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建立了我的中國文史基礎，更要者，是中華文化的浸淫，致能變化氣質，更培養了深厚的文化感情，讓中華文化的文化基因發揚光大。
我是典型香港番書仔，大學修社會學，多年商海，並非學有專精的中國文史學者，但一直筆耕不斷，讀書不停，便是因為這個「文化情」。情深則熱，40年來在內地營商，每被「殖民地文化」標籤之時，我必熱烈表達我的「中華文化情」，暢快討論中華歷史、文學和文化，雖不敢自誇議論縱橫，但也談笑風生，每令內地朋友驚訝萬分，想不到一個在殖民地受教育的番書仔竟有如此中華文化的功底和文化感情。但我總告訴他們，我不是中華文化的專業學者，此乃我這代香港人接受的中小學教育，乃普遍現象，我們的中華文化教養並非只限於武俠小說。
我並非爭論斗勝，只力圖打破標籤化的不公平帽子，還香港人一個文化清白。我在內地有很多讀者，亦有講學，當年（90年代）國務院為省市長設立的再培訓課程的導師曾到港交流，我設計了幾個workshops也是立足於中華文化，向他們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反應熱烈，交了很多朋友。
內地市場的切入點
說來，這也是我闖進內地市場的切入點──商業與文化並重，既談生意，也談文化學問；既介紹西方的資本市場及金融財務手段，也探討傳統中華文化的現代通用性，更視之為經商智慧的資料庫。當時內地不少知識份子下海從商，但又困於讀書人的包袱，頗多內心爭扎，故此他們對我講述的陽明心學、泰州學派及明情商幫文化極感興趣，從中找到商場之中的安身立命的基礎──「由商入道，以商為道」（可參考余英時教授的著作）。至於「術」的層次，則更感興趣，因為中華文化之中，多的是待人處事接物的參考資料。在80年代的內地，中華傳統文化的著作較不普及，當年認識的內地朋友，多托我購買高陽的《胡雪巖》和金庸的小說。什麼香煙洋酒，比不上這些「書生人情」，很多交情便建基於台灣和香港的小說之上。
有交情便有生意，商業活動不也是相交嗎？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是文章。我討厭另一個標籤化的名詞──「關係」，太多以偏蓋全的東西硬塞進這個名詞之中，或許只是某些「中間人」的巧立名目以顯身價而矣。我寧採用「交情」、「交往」、「人脈」，也不用這標籤化的名詞，太多蓄意人為的undertones，也對這個客觀的名詞不公平。
80年代的內地確也出了不少紅頂商人，只差如何理解胡雪巖──簡單來說，經商的抱負和理由，營商的道理和手段，看你如何選擇。我也在胡雪巖小說不無得益，至少開闊了眼界頭腦和心胸，也明白做Deal，做項目需「軟硬件」並重──數字、法律、人情事理、立身修養。
時機未成熟的項目
我當年便在人情事理方面考慮欠周和火喉修養不夠，以至在深圳搞酒店一炮而紅之後，便在上海搞醫院失敗。我既於85年在深圳揚名立萬，便應以此為基，在深圳擴大陣地，多搞幾個酒店，但年少氣盛，再加上知識份子的傲氣，被複雜性更高的項目吸引，只求表現能力，竟跑到85、86年代的上海搞中美合資醫院。
其他元素大致安排好了，卻輸在選錯地方，當年的上海還未開放，人事也極之複雜，搞難度如此高的項目，怎不失敗。若在90年代後期，又當別論。我看準了，但太早，時機未成熟──孔子也曾強調「時」的關鍵性，《易經》亦有「時用/義大矣哉」的提醒。
我的項目組合是合理的──美國的醫院管理公司、國際的醫健保險公司、上海的醫院、國際銀行、中國金融機構、我的項目策劃管理公司。
美國醫管公司負責專業策劃和營運；保險公司安排市場；上海醫院安排土地和處理法規事宜；國際銀行組織銀團貸款；中國金融機構提供七成擔保，並找到中港合作的建築集團帶資建築解決另外三成資金（其實是出具擔保，銀團十成貸款）。
萬事俱備，但拖足了3年，換了兩次合作方，也換了一次市長，就是批不下來，終於拖死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學了不少東西，更懂得如何組織一個項目及交易deal structuring，也更認識國情。
深圳寶安的工業項目
另一方項目是成功的，但規模小很多，也比較平常，不過賺到錢。No today no tomorrow，總要活下去才有未來的發展。
這是一個深圳寶安的工業項目，便是建立於深圳的人脈之上。項目主是當地的紅頂商人，有地，也有錢建廠房，但沒錢買生產線。作為項目顧問，我替對方在泰國找到一個有意出售舊生產線的買家，然後找到一家內地的租賃公司提供buy and lease的融資，內含拆卸、運輸、在中國翻新及安裝的費用，並且全程負責至安裝試產，大致是一個 Turn-Key Project。
比較平淡，但有錢入袋，並跟該租賃公司的管理層合作愉快，成為好朋友，後更聘我出任其高級經濟顧問，協助該公司了解美國投資銀行的營運模式，並尋求跨國合作。當時是1987、88年左右，中國的金融行業尚在萌芽，而美國則極之成熟，而我的工作，也算是引進專業知識和資金，雙重引資及知。
作為顧問，我帶隊前往美國考察，並安排了某投資銀行派私人飛機前往三藩市迎接代表團，在當年，這是一個頗高格調的安排。及後，我亦被該投行邀請加入董事會為執行董事，負責中國業務。當時適逢美國名片《華爾街》上畫，引起熱潮，我亦置身其中，加上適逢其會，便一頭裁進，全力研究美國的各種deal making個案，包括不少「槓竿收購」LBO的刺激個案，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金融打手」。雖於89年失敗於政經突變，但日後這個「Bechtel+華爾街+胡雪巖」的組合拳，為我再打出一片江山。
「ESG Impact 30年」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