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快樂嗎？表面的baller，其實最不快樂，真正的快樂，源自於內心的平靜。
慾念只是腦袋的填飽，不入心靈，非真正快樂。童年，快樂是真材實料的，因它和物質無關；可惜，純真已消逝。今天長大的你，要好好把握生活的文化，如看書、聽音樂、作畫、看電影；或追尋精神的文化，如宗教、哲學、做人道理，才能把滿布污漬的心靈清洗，須臾之間，重拾潔淨人生。
桑榆，哪有老掉這回事？大家要尊敬長輩，他們是社會的壓箱寶，常對年輕人說：「就算數千元的家用，也代表對父母的敬愛。」常言，「薑愈老愈辣」、「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外國人說”old owls are wise”，智者的聰慧，如瑰麗的晚霞，年輕人，願意仰望的，臉泛嫣紅。最難忘陳達文博士曾經贈我這一句：「文化，便是how to be a human and how is your life being humane！」
見證大會堂與文化政策崛起
陳達文（Dr Darwin Chen）博士是文化藝術界「教父」，沒有他，哪有今天香港文藝界的建設成就！以前，香港除了戲院以外，沒有見得人的文化場地。陳博士當年在政府，參與1962年香港大會堂（Hong Kong City Hall）的成立，從此，香港有了正規的音樂廳、文娛廳、展覽館、博物館、圖書館等設備。「好炸」的大會堂，是因；今天，文化場地處處，是果。前輩說：「City Hall，不僅是上流社會或知識份子應酬交際的地方，它是『與民共養』的心靈之所。」
博士為人嚴肅，但對人溫暖，充滿耐性。他說：「在殖民地時期，香港的文化政策是『務實』的，不為政治服務；文化表演和展覽，亦不視為經濟活動，沒有『創意經濟』這概念。少數英國人統治九成多的華人，故此他們不談意識形態；當時的目標只是先讓普羅大眾，通過這大會堂，有機會接觸和感受文化藝術這抽象東西，然後慢慢樂意改善貧乏的精神生活！」
「當時，在大會堂設立婚姻登記處，用意是讓市民在非經意下走進文化寶殿，我又堅持大會堂上演粵劇，因為廣東大戲是本地藝術，還找了麥炳榮、鳳凰女演出《鳳閣恩仇未了情》打頭陣。跟着，表演票價要低，基層也可以和有錢人同場欣賞藝術；圖書館容許市民借書回家，就算有人不還書，那也是區區小數。辦理事情，不能因小失大，搬石頭用作不作為的擋箭牌！自高自大，或妄自菲薄的人，往往抗拒文化藝術。其實，文化藝術如慈善心腸，早已藏於每個人的心室，在乎你有沒有拿出鑰匙，把它開啟！」
陳達文，1932年出生於上海，是移居上海的廣東家族。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在1946年，他跟隨家人到了香港，他笑說：「當時，我是帶有上海口音的廣東人。」前輩在男拔萃唸中學，當了幾年記者後考進羅富國教育學院，跟着，去當皇仁、喇沙等學校老師。後來，唸了倫敦大學。他說：「我在任教的時候，大會堂快將落成，正招聘員工，心想：這是為文化服務的大好機會，於是在1961年，我成為大會堂的第一任副經理！」
往後，前輩步步晉升，成為文化署署長等政府高層官員。他畢生為文化藝術作出貢獻，香港管弦樂團、話劇團、中樂團、舞蹈團等全是他倡導成立，還未計算全港大大小小文化場地的建設。在英治時代，前輩堅持不懈地向上司爭取資源投放在文化藝術。如說邵逸夫是香港電影業的歷史巨人，那麼，陳達文必然是文藝界的偉人。
文化藝術並非消遣品
前輩90歲了，說話清晰有力、引經據典，而且，思想條理分明，把他的話寫下來，便是一篇精闢論文。他說：「國家希望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有百多年中西生活的沉澱，絕對有這個資格。而且，頗多市民人受過中西方教育，懂兩種語言，經歷過兩種文化，以往，香港稱為『東方之珠』，便是這個理由；但是，若然香港人的文化素質，一天比一天開倒車，口說『有文化』，但只是表面的藝術展覽、表演等活動，人，卻粗糙沒有內涵，我擔心這夢想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陳達文現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榮休會長及高級顧問。他曾任藝術發展局主席，獲頒香港大學名譽博士、演藝學院榮譽院士、教育大學榮譽院士等等。2012年，他榮獲「藝術終生成就獎」，以表揚他的巨大功勞。
前輩吸了一口氣：「60至90年代，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集中在地方、人才、節目、活動等等具體建設。1997年回歸以來，政府『一本通書睇到老』，仍把文化藝術停留在課餘及下班以後的社區、康樂消遣。聯合國對文化的重要性，說得很好：文化，是精神層面的知識和修養、是自我認同的動力、是正確價值觀的培養。在高素質的社會，人，不能沒有文化！」
「公民教育替代不了思想層面的社會文化教育，因文化是人和人之間交往的精神河道，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創造力，以至道德力量的泉水。如果，香港人只關心物質生活，缺乏文化素質，則這城市便會破掉社會進步的一片牆，當人們不再對自己的文化修養感到自豪，便會喪失尋求高尚人格的動力，香港的『家』，何以再成家了？」
我點頭認同，但亦無奈：「蔑視自己民族的文化，真的可悲。香港人要趕走錯誤思想，重拾正面的香港情！」
前輩和顏悅色地：「但願將來文化局長，不把文化只看作為技術性的設施工程、康樂工程、旅遊工程、經濟工程。文化，要心連心改善到香港人的生活面貌，包括生命觀、民族觀及世界觀，所以，文化局要帶領的，是香港社會精神文明的啟航。」
香港社會需要怎樣的教化工作？
我開玩笑：「會不會這位文化局長也不知道自己『孭重飛』？」前輩也失笑：「從來社會的教化工作，不要怕別人取笑，也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只做表面功夫，必須長年累月，孜孜不倦的。」我不恥下問：「那麼，教育大眾什麼呢？」
前輩淡淡一笑，如榕樹樂意遮蔭：「以中國人傳統的文化思想為基礎，在適當地方，加上西方的自由發展和個人權利的概念；更要扭轉如香港過往自我主義過猶不及的狀態。在我們儒家文化中，人，不是單獨的存在，人的意義和價值，是相對的，它承載了家、國、天下的倫理角色和道德責任，特別是修煉個人素養和家庭觀念。中國人的傳統，充滿着人倫溫情，而那份溫情，是自己和別人共存共活的基礎。」
我插嘴：「對！例如人情味、人情世故等，在英語是不存在的，他們的常用字只如love或kindness，沒有中國人那份情的深層次意義，更不要說仁和義，這些都是中國人的思想精髓。」
前輩再說：「中國人傳統思想所強調的，是某種的altruism（利人主義），即如何約束自己，為別人着想，成全對家人和社會的意義，這些大意義，比起一己私慾來得更重要。自由，是有條件的，那便是：自省和自制。」他停頓一刻：「西方社會，從古希臘以至羅馬哲學，個人權利和守法是他們思想中重要的一環；可惜許多人今天曲解為『只要不犯法，什麼都可以幹』。」
我回應：「對！因西方有所謂harm principle（傷害原則），即除非為了阻止一個人『傷害』其他人，否則，個人或群體不得對另一個人的自由行為作出干涉！這是非常self-interest的西方理論。我覺得：但就算不犯法，賺錢也不能沒有道德底線。自我可以，但絕不能影響別人！」
前輩想了一會：「香港的社會文化，目前瀰漫的是西方的自我主義（egoism），強調自我利益和成就，它成為個人取向的moral foundation。」
我問：「前輩，你剛才說以中國人思想為基礎，在適當地方，可加上西方的概念，在哪方面呢？」他微笑：「西方對自我的信念，在科學及醫學研究、學術發展、藝術創作、生活美學這4方面，推動了人類的進步，這的確是好的一面！不過，又不能太盲目相信西方專家那一套。橘化為枳，也得小心！」
文化是人類存亡的關鍵
前輩想起來：「有興趣研究文化和人類、政治、社會關係的朋友，可以看以色列作家Y N Harari、美國日裔學者Francis Fukuyama、奧地利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的著作。其實，文化，是人類未來存亡的key factor，低估了它的重要，便令香港的和諧社會繼續受到災難性的破壞。現在，我們進入了internet世代，小孩子、年青一代，逐漸脫離了人倫的國度，躲在虛擬世界，以電子遊戲的規則，作為現實生活的道德，這是非常危險的。」我贊同：「這解釋了為何更多年輕人不重視家庭倫理觀念，更相信身體和語言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最後，我問陳達文博士：「你對香港政府推行『文化社會』有信心嗎？」前輩停頓了很久：「部分香港的管理層，有自己的一套官僚思維，想出來的，便以為行得通，同時，本來行得通的，卻因怕難，又不敢提出。他們以自身仕途為優先考慮，怕孭鑊、影響升職，或自掃門前雪，各自為政，這便是官僚作風。久而久之，便缺乏勇氣和承擔，而市民的真正福祉，往往被忽略了！」
我答：「最近，有一宗新聞：扒龍舟竟被列入體育而不是文化活動，而且，部門為了市容等理由，拒絕讓備用龍舟放存在天橋底，所以，建立文化為重的社會價值，實在很重要。」前輩望着我：「在14到16世紀期間，歐洲有一個Renaissance（文藝復興運動），當時的思想家擺脫封閉的思維，通過文化、藝術、文字等作品，重新探討和發現『人』，包括自己和別人，在世上的真正意義？我希望香港度過了100多年後，能夠也來一次Renaissance，讓所有香港人，一同思考，我們天天所生活的城市，到底對自己、對家人、對別人、對國家，又有什麼新的意義呢？」
我記得看過一篇文章這樣寫着：「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生生不息、永不枯竭。這文化提供了創造的土壤和環境，也給整個民族提供了勇氣和精神。中華文化有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具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這中華文化的基因，不論過去、現在、將來，都永不褪色。」
也許，反璞歸真，重拾中國人的文化和道德，便是非常理想的香港Renaiss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