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裏，中國外交呈現出新的局面。這個新局面不僅指中國在本年裏所開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國和外在世界互動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外交重心的變化。簡單地說，中國和歐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實質性的進展，而在兩塊中國一直在努力的領域則遇到了麻煩，即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和在亞洲的周邊外交。這個局面說明了什麼？
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在和美國、周邊外交中改變了鄧小平以來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姿態，走向了「有所作為」。中國的這種「有所作為」在美國和周邊的一些國家看來，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這裏所謂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國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糾紛。持這種觀點的在中國國內也大有人在。當然，國內持這種觀點的人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即他們認為中國在改革發展的這個階段，仍然需要「韜光養晦」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動觸動國際環境的變化。
實際上，海內外人們對中國為什麼走向「有所作為」的內在理由並不那麼瞭解。如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很難說真正做到了「所有作為」，因為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外交僅僅是有限的回應，只不過是從以往的息事寧人，轉變到了比較主動的回應罷了。無論是在和日本的釣魚島問題還是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並沒有主動去挑釁。釣魚島是日本主動挑動的，而南中國海島礁的建設，早在中國之前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已經在進行了，並且這些國家已經佔據了大部分島礁。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叫中國不回應呢？如果領導層沒有有效的回應，又如何保持其執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來，領土問題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誰在這個問題上作無理性的退讓或者妥協，都會被趕下台。受盡帝國主義欺負的中國更是如此。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因為它是兩種民族主義情緒的結合，即近代以來的民族羞恥和改革開放以來民間對國家崛起的自發驕傲。這兩種民族主義的結合，其所能產生的能量是誰也不可低估的。盡管亞洲一些國家擔憂中國領導層是否過度受民族主義影響，甚至（如日本）認為是中國領導層在操縱民族主義，不過，和近代以來其它國家對民族主義的反應來看，中國領導層的反應仍然是相當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反應。
如果說中國的反應並沒有過度，為什麼美國和周邊國家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呢？歷史地看，這種現象也不難理解，那就是無論美國還是周邊國家不能適應中國崛起這個事實。當一個國家崛起之後，它必然會對國際環境尤其是其周邊環境產生影響；崛起的國家越大，這種影響力就越大。這就要求周邊國家甚至是其它大國向這個新崛起的大國做適當的調整。如果不能調適，衝突甚至戰爭會變得不可避免。人們注意到，大國之間的互相調適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國和新崛起大國之間不能互相調適，就會陷入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兩者之間的衝突和戰爭。
調適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說，目前的困難是美國和中國周邊國家向中國調適過程中的困難。這種困難來自中國和這些國家的互動。就中國來說，崛起到今天這種程度，各種因素決定了不可能繼續像改革開放的早期那樣，方方面面通過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動調適和外在世界和平相處。今天的中國猶如一條河上的大船，如果隨意改變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難行走；中國只能是穩定前行，並且明確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調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國和周邊國家來說，調適的困難來自幾個方面。首先，它們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向中國做出適當的調適，這是因為調適是困難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會的互動。其次，調適是有成本的，這些國家覺得應當是中國繼續向它們做出調適，而不是相反。這從美國和日本的很多動作可以看出。無論美國還是日本都相信他們有能力要求中國繼續做調適，因此，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國施加壓力，包括美日聯盟和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各種聯盟。再次，無論是美國還是周邊國家，它們對中國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沒有足夠的信任度的情況下，它們很不樂意向中國做調適；相反，它們恐懼中國的崛起，千方百計地想辦法來消化中國的崛起對它們各自的影響。這些年來這些國家和美國、日本的關係的變化就說明瞭這一點。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需要調整和美國及其周邊國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顯示足夠的耐心，讓美國和周邊國家有更長的時間來做調適，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顯示自己和平崛起的決心和能力，逐漸培養中國和美國及其周邊國家之間的信任感。具體說，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量。
首先是建設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這一戰略的要義不是和美國爭霸，而是和其和平共處。只要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的帝國野心，中美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美國已經開始衰落，已經在世界的各個地區感到力不從心。其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重心、美國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是亞太的霸主、美國的盟友意識（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這樣，中國也不見得一定要和美國發生衝突的。中國必須有足夠的耐心等待美國繼續在亞太地區浪費其龐大的戰略資源。同時，中國強化國防現代化，具有足夠的力量保衛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繼續和美國發展經貿、文化等關係，維持高度互相依賴。
其次，即使對日本，中國也沒有必要爭鋒相對。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經是一個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國家。日本是亞洲近代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其真正強大的時候發生了戰略誤判，即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發動了亞洲戰爭。盡管在日本看來，亞洲戰爭是為了挑戰西方在亞洲的霸權地位，但戰爭不僅給亞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傷害，最終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國）所征服。現在日本已經沒有能力成為大國了，充其量也是一個中等國家。如果能夠和亞洲國家和好，尤其是其鄰居中國和韓國，日本在亞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過，日本領導層再次犯了重大的戰略誤判，即挑戰中國。日本的這一戰略誤判，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其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而對中國的恐懼又在於日本試圖通過把亞洲戰爭合法化，否定其侵略歷史來獲得所謂的「自信」。很顯然，日本越要把這段歷史合法化，其越會感到不安全，因為這種做法自然會導致中國（和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本如何調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決於美日關係，二是取決於日本領導層的智慧。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動權。在和日本的互動過程中，中國需要的只是危機管理。日本利用釣魚島等問題進行再軍事化，但其內部的發展（尤其是老齡化）已經支撐不了這一戰略，而且反而會繼續惡化其和鄰國的關係。
中國更需要耐心
第三，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中國更需要耐心。大國很難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這並非中國的特有現象。俄羅斯、印度和美國都是如此。美國和其直接的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關係不錯，但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也一直沒有處理好。如果沒有美國的影響，周邊國家可能會比較快地調適和中國的關係。但美國的存在是客觀的現實，是中國考慮問題的起點。中國本來就沒有計劃把美國趕出亞洲，就沒有必要因為要周邊國家來向自己調適而抱怨美國的存在，更沒有必要表現得似乎要迫使美國離開亞洲。
針對這種新格局，中國必須進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調整。一些調整已經表現在近年的外交實踐中了。
首先是周邊外交。無論是在釣魚島問題還是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經過積極的回應，已經改變了從前非常被動的局面，開始掌握主動權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轉向傳統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於周邊國家的事情。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還是繼續以和平為大局，積極和一些國家進行政治談判，重新回到鄧小平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道路。中國仍然應當繼續發展和深化和東盟（亞細安）的經貿關係，避免被美日牽制而滑向軍事安全方面的競爭。在「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方面選擇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讓一些國家獲利的項目。當然，無論是南中國海談判還是經貿關係，中國必須有耐心。一旦失去耐心，這些國家就會感覺到壓力從而誤解中國，走向反面。容許東盟國家作自己的自由選擇。中國做好了，這些國家自然會做有利於中國的選擇。
其次，加強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國的關係。盡管這些國家仍然對中國具有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偏見，但它們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點。這是因為這些國家今天面臨無窮的內部發展問題，中國的崛起對它們來說是巨大的經濟機會。同時，它們和中國並沒有任何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和中國主要是經貿關係。英、法、德加入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從一個側面說明瞭這個問題。這些國家大多是美國的盟友，中國和它們的關係突破了，就可以間接地對美國產生重要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也往往為中國的民營部門所青睞。只要有投資等發展機會，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一般都會選擇這些國家。事實上，歐洲正在成為中國「一帶一路」的一個重點很能說明問題。搞不好，「一帶一路」在這些國家的成果，會遠遠好於亞洲等發展中國家，因為較之後者，這些國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內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經濟的風險比較低，中國的利益能夠得到較好的保障。
再次，繼續和俄羅斯發展關係。不過，應當強調的是，和俄羅斯的關係是伙伴關係而非聯盟關係。兩者的區別在於，伙伴關係著眼於雙方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而聯盟關係則是針對第三國，即「敵人」。前者導向和平，而後者往往是戰爭。
盡管中國的外交中心在於亞洲，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對中國至關重要，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不僅取決於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取決於中國和非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古代有「遠交近攻」一說，如果翻譯成當代外交語言，就是，中國可以採用非亞洲的力量來增進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和西方中等大國及俄羅斯等國的關係搞順利了，就會對美國構成壓力，產生有利於中國的因素。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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